「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這一趙天恩牧師所提出的「三化異象」是很多中國教會同工、弟兄姊妹所不斷致力的遠景和目標，同時這是神的手在一直引領扶持和忙碌作工的；整個中國仿佛是神一直在俯瞰和投入其中的「聖局」，而每個城市就如「聖局中的棋子」一般。

通過本報的系列報導，中國家庭教會領袖之一劉同蘇牧師從宏觀的層次，介紹了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是過去十年來中國福音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以及福音會藉著新興城市家庭教會、農村傳統的家庭教會以及民工家庭教會三個進路互相配搭，使福音普傳神州，並且分析了當下家庭教會所面臨的三大內部挑戰和外部挑戰。今次，劉同蘇牧師開始進入到微觀層次，聚焦到每個城市的家庭教會的具體現狀。

劉牧師將整個中國比喻成神手中的一個「聖局」，溫州、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廈門、無錫等不同等級的城市都如同這一個「聖局」中的「棋子」，在神的大計劃中各有位置、各有特色、各有優勢，棋子間又互相配搭共同走向神所應许的未來。

溫州：處於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和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轉折期

「溫州教會其實處在一個過渡期，是傳統的農村家庭教會和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轉折期。」劉牧師首先以一句簡單扼要的話總結了溫州目前的情況。他進一步說：「溫州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最後一個農村的傳統家庭教會，它也把農村傳統的家庭教會達到了最高峰。溫州家庭教會也是最新的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它已經開始從農村傳統家庭教會向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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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牧師提到，神在上世紀中葉開始興起溫州家庭教會，並且在之後的80年代成為了中國的福音中心，現在當地教會仍舊十分興旺。看溫州的教會話會發現，它的背後有經濟的繁榮，特別是之前更加明顯，因為之前溫州教會的主導力量是很多的個體戶、小規模的私人企業家。而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文化繁榮和經濟繁榮主要依靠兩個力量，一個是個體經濟，一個是先進的科學技術，這是中國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主流文化興旺的因素，而「恰好福音就是在這兩方面發達的地方傳播的」。劉牧師以溫州和北京的教會作為佐証，「溫州就是個體經營者的教會，北京就是知識分子的教會，可見，這也是福音運動會影響到主流社會的標誌，因為主流社會文化的承載者恰恰是最興旺的接受主的這兩個群體。」

而溫州教會也在多年的教會持續興旺中積累了整個溫州地區的豐富的靈命資源，這在中國各地也是不多見的，比如溫州弟兄姊妹在禱告方面的傳統。劉牧師曾在2006 年溫州之行中看到過最震撼的場面就是參加當地大學生同工培訓營中，每天早上五點鐘所有的學生都自發的來到大堂一起禱告，這在他參加過很多世界營會中都很少遇到。而且，溫州整體有著相對完整的教會結構的地區，在國內都可以說是幾乎沒有的，這也是他們的優勢之一。溫州主流社會對教會的承認也非常明顯，比如一些山區每個村子裡面都有家庭教會所建造的優美教堂，而在城區幾乎所有的家庭教會擁有自己的堂會，不少家庭教會所擁有的教堂內部裝修的精美程度可以令很多美國的教會都感到自不如，教會和信徒也坦然的貼著有「基督」、「拯救」等字句的對聯等。

然而，劉牧師坦言，溫州教會在擁有這些優勢的同時，仍舊存在不可忽視的明顯的局限，其中包括文化方面，也包括靈命方面。

從文化方面看的話，過去溫州是一個很小的縣，過去的文化底蘊是比較低的，這也使得教會所採取的文化形式也比較低。劉牧師舉出自己去年10月份去溫州的時候，他看到溫州到處是西店和化妝品店。雖然現在溫州文化上也有些改造，但仍舊是沒有「底氣」，「什麼都是照搬，有點『暴發戶』的味道。」最近，他還聽說溫州正在投資六十億人民幣建設溫州第一個百貨商場，經濟發達的溫州今年才開始建設第一個其它大城市比較普遍的百貨商場。他看到當地的年輕人幾乎個個抽煙，而且坐去北京的飛機，發現滿機的人幾乎都是直接在北京轉機去歐洲做生意的，他觀察到他們坐飛機的「坐派」跟坐公共汽車是一樣的，使用飛機上的廁所一路下來也是跟使用農村的廁所一樣。這些都看到當地的文化底蘊和形式都是需要進一步發展的。「現在溫州正在脫離個人經濟，文化上也在改變，但這個改變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達到的。」

在靈命方面，劉牧師介紹說，溫州在農村傳統家庭教會階段所使用的點片制教會結構很難影響到人的生命的深層，特別是很難影響到年輕人的生命。點片制是「業務的傳道人帶業餘的教會，最後帶出來的是業餘的基督徒」。因為點片制主要是依靠主日，強調讓信徒在主日分別分聖，好好做禮拜，這是好的，但是卻忽視了一周中其他六天的日常生活，「這造就的基督徒的靈命的形式只是口號喊得很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卻活不出美好的見證」。

劉牧師打個比如說，雖然溫州福音興旺，溫州的商人也是很愛主，但是在經商中卻沒有很好的名聲。他還舉出他參加溫州的大學生同工營會時遇到從未經歷過的狀況，就是上面講道，底下如同菜市場般的嘈雜。「在世界各地的營會裡，從沒有遇到這樣多信主如此長久的大學生﹔可是這些在教會裡面生活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都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人，怎麼在教會生活的基本規矩方面，連信主幾個月或一二年的人都不如呢？回到市區講道和培訓，才發現敬拜和同工培訓時，人們也是出出進進，甚至私下講話。」

劉牧師說，溫州教會「好像是口號喊的很響、很基要，但是卻不能影響溫州的文化，溫州的文化是非常醜陋的。這說明了這樣的牧養模式是有問題的。」

劉牧師指出，堂會制和生命對生命的牧養對於溫州教會的轉變非常重要。他也介紹說，溫州教會也有教牧同工看到這點，努力尋求突破。「現在是有突破，我們在那裡做了兩場講座，把年輕人叫來了，這些年輕人他們自己有激烈的爭論，一部分是傳統的想法，一部分說一定要改變現在的牧養方式。」

也有不少牧者跟劉牧師提過，現在溫州的教會內部已經出現了一些新型的教會，「已經突破了點片制，開始了堂會制」。他把當地新型的教會分成三種類型，也可以說是三批。第一批是幾年前有些牧者從三自教會中脫離出來自己做教會，當地的家庭教會也不承認他們，所以他們自己學習了北京模式開始了教會；然後兩、三年後第二批又出來了，他們是家庭教會的牧者，但是要求獨立登記，這和當地傳統的家庭教會想法不同，被認為是「背叛」；第三批即去年他看到有兩家當地的家庭教會，他們不脫離家庭教會，牧者是從家庭教會出來的，他們也採用堂會制。「我仍然是家庭教會，但是我採用堂會制，我看到他們使用的堂會制跟北京是一樣的。」劉牧師說，這三個類型都可以看到或多或少受到北京模式的影響，對於第三種類型，他本人認為「這是當地教會未來真正的希望」。

劉牧師指出，是時代在呼喚著溫州出現這樣的教會。第一是因為當地年輕人已經出現對這種教會的需要，第二是已經學習北京來滿足這樣的需要，再加上其他很多附帶的需要，都使得溫州教會需要轉型。劉牧師接著說，他看到很多溫州教會不管是在出版、還是在青少年輔導或者在婚戀輔導方面等等，「他們所學習的經驗和模式都是從北京來的，可見他們的領先地位已經被北京取代了，因為他們都在學習北京了。這說明他們過去的形式已經被突破了。這是神在新的時代中出現新的形式來回應。」

同時，劉牧師還坦率地談到，轉型中的溫州教會中所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在傳統的教會結構上，主導地位一般是老一代的基督徒，他們基本對新興的東西採取抵制的態度。劉牧師兩次去溫州時都看到這個問題，「這使得他們的受到限制，老一代的限制和阻撓教會採取比較活潑的形式。」

北京：2008年有大突破 但仍舊面對瓶頸

劉牧師再次說到，如果說安徽和河南是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是中國的安提阿，那麼北京就是中國的羅馬。「北京是中國的羅馬，是整個文化的最高點，當福音傳到羅馬時，意味著整個羅馬文化、希臘文化被基督化了，而現在中國文化也是如此。」

他介紹說，北京家庭教會近年來也經歷了不同的階段。一個是80 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知識分子中所出現的「福音熱」，也可以說是「基督教熱」，那個時候「是以劉小楓翻譯的書開始，很多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開始做一些沙龍、劉小楓也做一些基督教的介紹。」這跟當年那批來西方的知識分子是一樣的，「唯一不一樣的是我們來到西方，西方有教會，所以我們到教會了。」而中國當時沒有教會，所以他們在文化層次出現「基督教熱」，劉牧師說「那個時代產生了很多文化基督徒，我在北美也是先是文化基督徒。」

第二個是90年代中期，這些知識分子開始在文化界特別是校園談基督教，慢慢也成為「福音熱」、「基督教熱」。這個時候福音組織在校園也做工作，所以那個時候出現了校園的團契熱，校園的福音熱——校園裡面實際上去教會的人開始出現了，不僅僅是沙龍了，但基本是沙龍裡面的團契。

第三個是90年代末期，很多曾經參加團契的人畢業了，從校園裡面出來了，成為白領，並且自己開始做教會，「這些白領出來，慢慢基督徒出來了，慢慢出來教會了。」

「基督教文化熱——校園福音熱——最終慢慢出來知識分子的家庭教會，所以2000年以後北京出現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爆發期，當時出現建教會熱。接著，現在慢慢出來了大型教會、聯禱會。」這些新興的教會在牧養方式上也對全國的教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最近也有很大的變化。」劉牧師介紹最近兩年的情況。「北京從2008年之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2008年是標誌性的突破。」

他回憶說，大約5、6年北京開始出現寫字樓聚會，這就是北京守望教會，現在至少有20，30間教會是租用這樣的地方聚會。「這標誌著教會恢復了公共生活形式，其實教會是一種社會公共生活，以前是在公共生活中不允许你有信仰生活，所以不得已在私人生活裡面保留了信仰生活，這非常寶貴，保存了福音之火。」

「以前的是把教會限制在家庭裡面，但是這個會限制家庭教會的發展，2008年有個很大的突破。」劉牧師介紹說，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北京當地政府衝擊了60多個聚會點，其中包括很多著名和重要的家庭教會。面對衝擊，「多數教會是迴避了，你衝擊我、我就走，但是兩間教會沒有這樣做，一個是北京錫安教會，他們說堅決不退，退的話這個事工會垮掉，而且這是我的權利，還有一個是北京守望教會，也沒有退讓。」上海的萬邦教會也是如此。

「沒有退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他們堅守住了公共場所沒有退，對全國的影響是很大的。」這也讓更多人看到教會要自動走到公共領域，到了2009年很多教會遇到類似的事情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從2008年開始，北京教會又一次領導了，把教會生活帶回了我們以前喪失的公共空間，這是北京教會的發展趨勢。」

不過，劉牧師坦言，北京新興的城市教會仍然有一些瓶頸要突破的地方。「第一是圈子要打開，如果只是知識分子的圈子，那麼發展會衰落，而且是會偏差的。如果僅僅是知識分子熱，那不會持續的。」劉牧師舉出數據說，他調查過北京的本土教會，差不多80%至90%的都聚集在海澱和朝陽區，一個是學校聚集的地方，一個是科技公司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到北京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教會，南城沒有多少教會，而南城那裡是比較低收入、低教育、低科技的群體。」

「北京教會一定要突破這個，否則的話也會對他們的生命產生很大的局限。所以不僅要走出來，而且要讓很多群體走進來，這才能成為一個生命深厚的教會。」

「除了知識分子的局限外，北京另外一個問題是還是有點驕傲。領先了嘛，所以驕傲，可是要知道這都是恩典。」劉牧師強調說，北京教會很多的先行一步都是神的恩典，並非自己的勞。

他還站在海外教會的立場進一步說到，北京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在成型的時候也學到很多反面的東西，比如說在學習海外教會時也學到了「類似我們中產階級俱樂部的那個態度，還有只學神學、忽視生命的消極面。我們壞的東西他們都學過去了」。

「北京很多教會覺得自己很成型了。的確，北京教會在全國來看處在領先的位置，但是現在教會發展的才多一點啊，只是剛剛開始，所以這種驕傲的情緒要重視。」劉牧師還提醒說，北京教會在對內和對外的關係上有很多的優勢，但「一固步自封，就會像溫州一樣」。

上海：典型市民型教會 很多青年人為主獻身

談到上海教會，劉同蘇牧師說到自己對上海教會看法的改變。「作為北京人，不免對上海有些文化偏見﹔加上一直在北京家庭教會服侍，也就沾染上一點北京教會的『驕傲』。」但在2006年《福音》首映式在上海舉行時幾天的接觸令他改變了「對上海教會的不正確看法」。

「上海文化是市民文化，上海教會也是市民型教會。」劉牧師介紹說，上海一方面還有不少傳統的家庭教會，「信徒的年齡也和北京不一樣，比北京的都高出一代，基本都是50、60歲的人，或者更老一些。」另外，就是近年來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出現。

「以前我是完全在北京，現在比較多接觸上海事工。現在看到是在上海教會，年輕人開始增多。很多的年輕專業人士來教會，還有專業人士的團契、校園團契，像 10年前的北京教會，而且出現了很多牧者和同工，這些牧者和同工非常像我在大約八年、九年前在北京遇到的人：什麼都不懂，但是就是為主獻身，就像北京那時候擁有的起初的熱情。北京現在是懂了一點，但是這樣的熱情少了。我在上海遇到了很多年輕的很有水平的人出現，他們為主獻身。」他提到，他在上海看到有博士生畢業之後放棄高薪工作來到教會服事。上海也出現了家庭教會的聯禱會等等。

劉牧師說起上海市民型教會的特點和對未來的影響力。「市民的特點就是務實，不想什麼大事，實實際際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行了。北京人則鄙夷這類實惠或庸俗。即使北京的教會，多少也有點看不上上海教會的小氣與膽怯。然而，無限的上帝在所有的文化中作工，他可以把『小氣』與『膽怯』的實惠文化轉化為建造中國教會大廈的樑木。」

「市民的意義是具有大眾性。北京和溫州教會都帶有開拓性，經濟精英或者知識精英的味道，上海是比較務實性的、穩定的。大眾都是這樣的，是活出來的、不是開拓型的。但是它活出來對於全國教會很有影響。」

劉牧師進一步說到，「市民的教會不會成為先鋒，但卻是教會實際佔據城市文化的力量所在。市民教會的低調有利於大眾的進入，而最終成為福音進入主流文化的主要通道。」而且，上海教會的實惠和低調也會讓信徒更加在生命中活出來實際的見證，這「正是中國教會未來發展的關鍵之一。說一句不太情願的話，在這一方面，北京教會還真得向上海教會學習。」 「只要上海教會堅持在實際生命上下夫的務實傳統，他們目前的『在後』會成為未來的『在先』。」

不過，劉牧師也提醒說上海教會要注意到自己的局限所在，「不聲不響地在實處下夫的低調和不爭一日之先的謹慎是上海教會的優點，但是，過於謹慎且完全沒有聲響卻與中國教會進入主流社會的步調不符。」如果上海教會只是一味的謹慎，並沒有對主流社會的很多話題進行回應，沒有跟上中國教會迅速的步伐，那麼上海教會將會讓機會溜走，未來「在先」的就會是別人。

對於上海各家庭教會的具體情況，劉牧師介紹說，盡管上海出現了中國最大的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即上海萬邦教會，大約有1,800名的會友，但只是「一枝獨放」的局面，其他的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都比較小。「北京則是彼此依托的，所以上海比北京還差一步。」他接著談到上海萬邦教會的特點，「一個是北京教會不發展的話他們也得不到很多經驗，另一方面是他們的牧者是朝鮮族」。

劉牧師讚揚說：「在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中，朝鮮族的牧師為主做了很好的見證。沒有他們，我們現在不會發展到這一步。」他提到北京守望教會的金天明牧師、上海萬邦教會的崔權牧師等幾位朝鮮族的本土牧師，心中都是有著完全為主摆上的心志和行為。而上海萬邦的崔權牧師每天早上都會帶領教會的早禱會，而且他在如何傳福音、如何配搭合作上面也有很多經驗，「這也是他們很快發展的原因」。不過，劉牧師也表示，萬邦教會同時還需要在內在的牧養上加強，「這並不僅僅是萬邦教會自己面臨的問題，其實各個教會都遇到這個挑戰和局限。」

「其實要做成一個標杆型的教會，那麼要突破，不僅在人數上，還要在人的生命上有翻轉。」劉牧師介紹說，最近他聽說萬邦教會雖然可以公開聚會了，但在人數上有明顯的降低，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迅速擴張的時候內在的生命沒有進深」，所以一些人在面臨轉變時就流失掉了，這需要更加深入的牧養，讓會友有真正生命的轉變。他說，這一次人數的下降並非是壞事，而是包裹著的祝福。「神的祝福是經過這一次沉穩下來，如果沉穩下來堅守住了，就會成為萬邦未來發展的力量。前面的人數都不作數，這些留下來的人才是真正的種子。」

劉牧師再次提醒說，現在中國家庭教會面臨著一個新的時代背景的挑戰、新的階段的挑戰，即如果在一個教會和社會面臨著同樣的處境中、外在生活一樣的情況下如何堅守住基督的生命。前一篇報導中，劉牧師就分析過家庭教會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就是從「紅色殉道」到「白色殉道」時代所凸顯出來的內在生命的挑戰，「是如何在一個相對平和的、跟世界沒有直接明顯衝突的環境中，如何保守自己的基督生命。」

劉牧師說，在這一點上，「北京和溫州的教會都在開始做嘗試，有的回應好一點、有的一般，但都是剛剛開始。教會的生命的改變是一個深層次的，是跟著教會發展的實際的運作開始的，這個需要時間，即使北京現在回應的比較好，也是一個初期。」中國的家庭教會需要更多認識到時代背景的轉換，透過堂會制、牧養制等來培訓和教導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

劉同蘇牧師談中國家庭教會現狀系列報導

（一）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成中國福音運動主導力量

（二）中國福音化從都市至農村 各類家庭教會的角色與互動

（三）中國家庭教會當下面臨的六大內外挑戰

（四）中國家庭教會深度談：溫州、北京和上海

（五）中國家庭教會深度談：天津、厦門、成都及江浙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