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同蘇牧師
由於外在形式的相似，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易於使人聯想到茉莉花革命。然而，相似並不一定相同。本文旨在區分這兩個形式類似而性質不同的事物。
一．定義：
「茉莉花革命」是以突發的大規模街頭抗議達到動搖以致推翻政治權力的政治行為。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則是被迫在室外公共空間進行日常主日敬拜的信仰活動。
以往使用「戶外聚會」一詞指稱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似乎更符合教會傳統的表達方式，因為中國教會習慣稱主日敬拜（Sunday worship）為主日聚會；而且「戶外聚會」也便於涵盖「敬拜」以外的其它教會活動。但是，自2009年家庭教會開始「戶外聚會」以來，「戶外聚會」 的稱謂總是特指因為室內聚會地點被剝奪而不得不在戶外公共場所進行的主日敬拜。此前，家庭教會也在公園或街道舉行特會或代禱，但都沒有特別歸類在「戶外聚會」的範疇之下。「戶外聚會」一詞的廣泛使用主要緣於特定形勢之下戶外的主日敬拜；所以，「戶外敬拜」一詞，在事實上更確切地涵盖這一類特定形式之下的教會活動，在概念上更確切地指明了這類教會活動的性質。由於「聚會」的概念可以適用於非信仰的各種活動，「敬拜」一詞也更明確地指明這類教會活動的信仰性質。
二．相似之處：
「戶外敬拜」與「茉莉花革命」有以下三點相似之處：（1）與現行法律秩序的對立立場；（2）實施的場所都是戶外的公共空間；（3）大眾參與的公共活動。但是，如果細究兩者的性質區別，就會發現上述三點相似形式之下卻包含著不同的實質內容。
三．歷史：
「茉莉花革命」始於突尼斯。由於2010年2月17日的一個偶發事件（突尼斯西迪布吉德市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為了抗議不良執法而自焚）而引發了一系列的大規模街頭抗議事件，最終導致突尼斯當時的政治權力的倒台。該事件在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也門、巴林等地造成了連鎖反應。目前「茉莉花革命」的使用特指類似的政治事件。不過，由於在不同境遇中的使用，「茉莉花革命」已經具有了與本意不同的轉義（本文下面會有說明）。
「戶外敬拜」始於中國成都。2009年6月初，由於成都地方政府無理剝奪成都「秋雨之福教會」依據民事合同合法租用的聚會地點，該教會被迫在教會附近的公園進行主日敬拜。同月，上海「金燈台教會」出於同樣的原因（上海地方政府通過警方類似黑社會的訛詐行徑而迫使房東終止了與該教會的租賃合同），也在教會附近的街旁綠地上開始了主日敬拜。2009年11月初，由於當地地方政府無理封閉該教會合法租用的聚會地點，上海「萬邦宣教教會」不得不在戶外進行主日敬拜。一個禮拜之後，因為北京地方政府運用訛詐手段迫使北京「守望教會」的部分房東終止與該教會的租約，該教會也不得不在風雪之中於附近的公園進行主日敬拜。由於這兩個教會坐落於中國最大的兩個都市，也因為這個兩個教會自身的規模以及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力，這兩個教會的戶外敬拜引起了國際大眾媒介的注意。 其后，2010年5月，廣州「良人教會」也基於完全一樣的理由在廣州的一個公園進行了戶外敬拜。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完全是土產，其起源早於「茉莉花革命」的開始，而且完全基於中國教會所面對的社會文化環境而發。
四．運動的基本性質：
「茉莉花革命」完全是政治性質的。無論其起因帶有什麼樣的日常生活性質，運動的潛意識是要改變當下的政治格局。「戶外敬拜」則是信仰性質的，其主旨僅僅是 要維持信仰活動；就教會自身而言，「戶外敬拜」隻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聖經教導的：「不可停止聚會」。信仰已經將信仰自身設為終極目的，從而，對於教會，維繫信仰活動（此處就是主日敬拜）已經超越了任何塵世的價值。在家庭教會看來，「敬拜」本身就是最高的價值；「敬拜」就是自身的目的。對於真正的基督徒，「戶外敬拜」是為了敬拜至上而永恆的上帝，其本身就是終極性的，是無可超越的，「推翻或擁戴一個塵世的君王」與「敬拜上帝」根本沒有可比性。從而，「戶外敬拜」就是為「敬拜」自身；「戶外敬拜」不可能成為「推翻一個塵世君王」的手段。窺測「戶外敬拜」的政治動機，是對家庭教會的一個侮辱和貶低。有意識地將政治動機塞入「戶外敬拜」，則是栽贓與陷害，是把「戶外敬拜」原本沒有東西強加在「戶外敬拜」之上。
五．運動的主體：
「茉莉花革命」是匿名的群發事件，運動的主體是無名的大眾。「茉莉花革命」沒有統一的組織者，從而，也就沒有明確的責任人。「戶外敬拜」往往是由一間家庭教會舉行的，有為整個事件統一負責的公開名稱的責任人（通常是該家庭教會的「長執會」或「同工會」）。
六．運動的形式：
「茉莉花革命」是一種突發事件。將其定性為「突發事件」，不僅僅因為「茉莉花革命」通常由偶然事件引起，而且，整個運動帶有任意發展的隨機性，也就是說，整個運動被偶然性決定著，並沒有預設的發展程式。就全局而言，「茉莉花革命」沒有預期性和有計劃的可控性。
「戶外敬拜」則是非常規的日常活動。「戶外敬拜」僅僅是為了不中斷每一個禮拜都必須舉行的主日敬拜。按照聖經（原教旨的規範），主日敬拜是每一個基督徒的日常責任，從而，是每一個地方教會的日常
能。主日敬拜不僅僅具有明確的敬拜程式，而且，還具有每一個禮拜都不斷重覆的常規性和固定性。所謂「非常規」不過是敬拜的地點，即「戶外」。由於常規敬拜場所被人剝奪，所以，家庭教會不得不在一個非常規的地點舉行主日敬拜。在「戶外敬拜」的過程裡面，「非常規」的要素僅僅限於地點，所有其它程式完全遵循日常主日敬拜的基本形式。「戶外敬拜」具有計劃性和預期性，其基本形式不會超過日常的主日敬拜。
七．運動的目的：
「茉莉花革命」是企圖動搖或推翻政治權力的政治運動。無論其誘發要素是否具有政治性質，其最終的指向是改變政治格局，從而，被這一目的引導的整個運動是一個政治事件。雖然「茉莉花革命」的外在過程不具有計劃性，但是，由於無名大眾長期以來已經積聚了對現行政治權力的極大不滿情緒，所以，在集體無意識中卻有著明確的目的，這就是動搖或推翻現行的政治權力；這種集體無意識裡面的政治目的使得充滿任意性的外在過程具有了一個確定的必然方向。無論運動裡面發生了什麼樣的偶然過程或者具有什麼樣的非政治要素，「茉莉花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動搖或推翻現行政治權力，這決定了它是一場政治革命。
「戶外敬拜」不過是為了不中斷教會的日常敬拜。其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敬拜，該目的決定了「戶外敬拜」的信仰性質。「戶外」只是手段，「敬拜」才是目的。家庭教會以往五次「戶外敬拜」的經歷都証明了這一目的的單純性。在每一次」戶外敬拜」的事件裡面，只要被允许室內敬拜，家庭教會立即回到「戶內」敬拜，可見「戶外」不是「戶外敬拜」的目的，「敬拜」才是「戶外敬拜」的目的。「維繫主日敬拜」的目的決定了「戶外敬拜」的信仰性質。
實際事物總是一個綜合體，由此，任何運動都是具有多方面的關系從而多層次的效應。儘管「戶外敬拜」的直接目的是「不中斷教會的日常主日敬拜」，但是，因為來中斷教會日常主日敬拜（無論直接或間接）的一方是政府部門，由此「戶外敬拜」被迫具有了政治色彩，按照時下流行的俚語，就是「戶外敬拜」被政治化了。政府部門中斷敬拜（不管是運用強制方法或者陰謀手段）所依據的「正當」規範無非是「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這些行政法規，從憲法的角度，完全剝奪了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說是全然「違憲」僅僅因為中國尚未設立憲法管轄制度而硬挺在那裡的「違憲」規定；從法律實施的角度看，這些條列則與80年代禁止個體經營（無論是個體戶的經濟活動，還是農民「包產到戶」的經營權利）的種種行政規定或法令，完全等位。從主觀上，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僅僅為了「不中斷聖經要求的主日敬拜」，從客觀上，「戶外敬拜」揭示了那些不符合社會現實發展的法規的「違憲」 性質。沒有「戶外敬拜」，這些法規和法律實踐的「違憲」與「過時」的性質就不會清晰地顯露出來。可以說，從次級效應看，「戶外敬拜」是健全現行法律秩序的重要方法。
儘管「茉莉花革命」具有匿名的盲動性質，但是，在其公眾潛意識裡面，有明確的動搖或推翻現行政治權力的指向，並且由於這種對現行政治權威的指向，該運動改變的對象是整個法律秩序。「戶外敬拜」卻是在現行憲法秩序以內的更新運動。首先，「戶外聚會」的直接目的是信仰活動本身，並沒有計劃要改變一種法律制度，其在政治或法律意義上的
效都是間接的或次級的；其次，即使「戶外敬拜」的次級效應可能會導致對某項具體法律制度的反思與更新，其結果是改變了一項不符合憲法的具體制度，而不是要推翻現行的整體政治法律制度。在政治學意義上，「茉莉花革命」是「革命」，因為它力圖整體性地改變整個政治法律制度，而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至多只是「公民的不服從」。按照已故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約翰.羅爾斯先生關於「公民不服從」的定義，「戶外敬拜」（即一種「公民的不服從」）在政治學意義上僅僅是在憲法秩序之內不服從某個不符合現行憲法的具體法律或政策的行為。
八．運動的場所：
雖然「茉莉花革命」與「戶外敬拜」都發生在戶外的公共活動空間。但是，由於「茉莉花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動搖或推翻整個法律秩序，該運動通常選取的活動場所具有「招搖」性，即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人眼球的地點，比如政府日常工作場所門前（新華門前），公眾習慣聚會地點（天安門廣場），商業中心（王府井步行街）等等；其目的是為了聚集最大的人群或吸引最多的公眾注意力，以達到直接動搖或推翻現行政治權利的人數，或者企圖達到動搖整個現行法律秩序的效應。家庭教會的「戶外敬拜」隻是為了「不中斷教會的日常主日敬拜」，從而，其目的是內向的（即僅僅關乎「敬拜」自身，即信仰自身）；從本質上，「戶外敬拜」的內在目的決定了該運動不需要吸引公眾的眼球（敬拜已經是其自身的目的，也是其最高的目的）。「戶外敬拜」選取的地點通常是相對僻靜的場所。
當然，這裡僅僅是為了確立基本範疇而設立定義；在實際生活裡面，綜合性的現象一定會超出理論的定義。比如，南京市民為了改變市政府關於「法國梧桐移栽」政策的抗議行為，就不是為了動搖或推翻現行政權，所以，儘管其實際行為可能有「茉莉花革命」的動因，並且有人硬性將其歸入「茉莉花革命」的范疇，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該運動僅僅是「公民的不服從」，而不是一次「革命」。又如，2009年9月的「臨汾事件」，盡管臨汾「金燈台教會」有正當行為的理由（被非法的暴力侵權在先），但該運動的形式（超出日常敬拜的樣式和截斷國道的激烈方式）已經超出了「戶外敬拜」的範疇。再次說明，臨汾「金燈台教會」作為公民的集合和民間組織（NGO），具有實施上述行為的權利，但是，其作為不應當被歸在「戶外敬拜」的範疇之下。
劉同蘇牧師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