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晚期，英国福音派"大觉醒"运动兴起，强调个人生命的悔改、重生以及圣洁生活。在这股属灵复兴浪潮中，一群立志"到世界去传播福音"的英国基督徒于1795年聚集成立差会，传道会（Missionary Society）由此诞生，后于1818年正式更名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适逢伦敦传道会230周年之际，香港中华基督教会近月来举行纪念感恩崇拜、历史讲座等，回溯宗派的历史渊源。
突破藩篱：回应普世宣教的大使命
二百多年来，这个跨宗派宣教组织的足迹遍及南太平洋、印度、非洲以及中国，不仅推动福音传播，也在教育、文化及医疗等领域留下深远影响。中华基督教会湾仔堂陆辉牧师曾撰文回顾伦敦传道会的历史，当中有不少值得今日教会重视的一些提醒。
首先，传道会自成立之初便以传播福音为主要目的，独立于各宗派教会、不囿于任何单一模式。成立后不久便筹募经费、培训和筛选传教士，投入全球宣教工作。
这一突破与当时欧洲教会的宣教观念有密切关系。18世纪末的许多教会将"宣教使命"与"教会牧养"分割开来，对推动海外宣教并不积极，甚至认为"上帝若要欧美以外人士信主，祂会有自己的安排，因而不用教会担心"
由于当时教会尚未形成整全的宣教神学，教会之外的宣教组织便就此兴起，伦敦传道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平信徒兴起：普通人也能成为宣教士
伦敦传道会早期差派的宣教士，大多并非受过完整神学训练的专业传道人，而是来自不同阶层与职业背景的平信徒。他们中有人原本从事工匠、鞋匠等工作，靠微薄收入维生，却因宣教热忱回应呼召，前往南太平洋、印度、南非、马达加斯加以及中国等地服事。
陆辉牧师指出："他们（宣教士们）来自各行各业，各有所长，但因热衷宣教，因此努力研读圣经，建立了上进向学的心，可以在工场上很快地便学会当地的语言，并将圣经译成当地的文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苏格兰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于1807年被伦敦传道会于1807年差派来华，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抵华后积极学习中文，并投入圣经翻译工作。
1810年，他开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1813年完成新约翻译，后出版《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成为中文圣经翻译的重要里程碑；1823年左右，新旧约合并出版，命名为《神天圣书》，成为第一本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中文圣经。
无法进入禾场：让文字事工飞越高墙
米怜（William Milne）亦于1813年被伦敦传道会差派，成为第二位来华宣教士。然而由于清政府实施闭关政策，米怜未能直接进入中国宣教，后转往马六甲英属海峡地区，建立宣教基地及印刷所。
在马六甲，米怜不仅与马礼逊共同推动中文圣经翻译工作，也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些刊物被寄送到海内外华人聚居地，甚至清廷官员中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也曾是它的读者。
米怜曾如此描述文字工作的使命："当宣教士不能亲自向人传福音时，他的责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书刊）出去。谁说这些平安的使者不会先把主的道路铺直，不会把一个民族为主预备好呢？"
1818年，米怜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Ying Wa College），旨在"教导华人青年英文，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教导宣教士等洋人，通晓华文"。米怜担任首任院长。注重文化工作的他，在有限环境中身兼文字出版、印刷及教育工作多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进入香港：植堂、教育与医疗并行
1840年，伦敦传道会差派理雅各（James Legge）前往马六甲英华书院服事。
随著香港于1841年逐步成为英治地区，英华书院于1843年迁往香港，理雅各亦带领华人学生及助理团队来港宣教。
此后，伦敦传道会在香港建立多间教会，包括湾仔堂（1863年）、深爱堂（1892年）、圣光堂（1897／1927年）及元朗堂（1898年），培育第一代华人信徒与领袖。
除了植堂，伦敦会亦投入教育与医疗工作，开设英华女校以及那打素医院（Nethersole Hospital）。对此，陆牧师表示认可，"宣教运动不能将『布道』及『服务』分割，否则使命便不会整全。而伦敦传道会在香港的工作，具体地贯彻传道服务的整全使命。"
学会放手：推动教会本土化
随著中国教会逐渐成长，伦敦传道会开始推动华人教会自主发展，亦是为避免本地教会受到"洋教"相关指控。
1920年代，伦敦传道会倡导不同宗派在华教会突破宗派界线，融合成"一家属于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于是"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各宗派堂会自由加入；1960年代，伦敦传道会撤离香港，不但没有继续干预中华基督教会的发展，反而将部分物业转赠给本地教会，支持其自主运作。
陆辉牧师指出，这一系列作为体现出宣教士并非以"拥有者"、"征服者"或"施予者"的姿态进入宣教地区，而是存著"爱人如己、自由平等"的心态服事。
伦敦传道会早期宣教模式将教会牧养与普世宣教结合、鼓励每一位信徒参与普世宣教的工作；善用服务、教育及文化工作，贯彻整全福音使命，及以谦卑和平等的态度进入宣教禾场，培育本土教会自主成长，其在华工作对今日教会仍具有重要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