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晚期，英國福音派「大覺醒」運動興起，強調個人生命的悔改、重生以及聖潔生活。在這股屬靈復興浪潮中，一群立志「到世界去傳播福音」的英國基督徒於1795年聚集成立差會，傳道會（Missionary Society）由此誕生，後於1818年正式更名為「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適逢倫敦傳道會230周年之際，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近月來舉行紀念感恩崇拜、歷史講座等，回溯宗派的歷史淵源。
突破藩籬：回應普世宣教的大使命
二百多年來，這個跨宗派宣教組織的足跡遍及南太平洋、印度、非洲以及中國，不僅推動福音傳播，也在教育、文化及醫療等領域留下深遠影響。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陸輝牧師曾撰文回顧倫敦傳道會的歷史，當中有不少值得今日教會重視的一些提醒。
首先，傳道會自成立之初便以傳播福音為主要目的，獨立於各宗派教會、不囿於任何單一模式。成立後不久便籌募經費、培訓和篩選傳教士，投入全球宣教工作。
這一突破與當時歐洲教會的宣教觀念有密切關係。18世紀末的許多教會將「宣教使命」與「教會牧養」分割開來，對推動海外宣教並不積極，甚至認為「上帝若要歐美以外人士信主，祂會有自己的安排，因而不用教會擔心」
由於當時教會尚未形成整全的宣教神學，教會之外的宣教組織便就此興起，倫敦傳道會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平信徒興起：普通人也能成為宣教士
倫敦傳道會早期差派的宣教士，大多並非受過完整神學訓練的專業傳道人，而是來自不同階層與職業背景的平信徒。他們中有人原本從事工匠、鞋匠等工作，靠微薄收入維生，卻因宣教熱忱回應呼召，前往南太平洋、印度、南非、馬達加斯加以及中國等地服事。
陸輝牧師指出：「他們（宣教士們）來自各行各業，各有所長，但因熱衷宣教，因此努力研讀聖經，建立了上進向學的心，可以在工場上很快地便學會當地的語言，並將聖經譯成當地的文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蘇格蘭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於1807年被倫敦傳道會於1807年差派來華，是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抵華後積極學習中文，並投入聖經翻譯工作。
1810年，他開始翻譯《使徒行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1813年完成新約翻譯，後出版《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成為中文聖經翻譯的重要里程碑；1823年左右，新舊約合併出版，命名為《神天聖書》，成為第一本在中國本土出版的中文聖經。
無法進入禾場：讓文字事工飛越高牆
米憐（William Milne）亦於1813年被倫敦傳道會差派，成為第二位來華宣教士。然而由於清政府實施閉關政策，米憐未能直接進入中國宣教，後轉往馬六甲英屬海峽地區，建立宣教基地及印刷所。
在馬六甲，米憐不僅與馬禮遜共同推動中文聖經翻譯工作，也創辦世界上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這些刊物被寄送到海內外華人聚居地，甚至清廷官員中的有識之士如林則徐，也曾是它的讀者。
米憐曾如此描述文字工作的使命：「當宣教士不能親自向人傳福音時，他的責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書刊）出去。誰說這些平安的使者不會先把主的道路鋪直，不會把一個民族為主預備好呢？」
1818年，米憐與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Ying Wa College），旨在「教導華人青年英文，向他們傳播基督教信仰；教導宣教士等洋人，通曉華文」。米憐擔任首任院長。注重文化工作的他，在有限環境中身兼文字出版、印刷及教育工作多年，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進入香港：植堂、教育與醫療並行
1840年，倫敦傳道會差派理雅各（James Legge）前往馬六甲英華書院服事。
隨著香港於1841年逐步成為英治地區，英華書院於1843年遷往香港，理雅各亦帶領華人學生及助理團隊來港宣教。
此後，倫敦傳道會在香港建立多間教會，包括灣仔堂（1863年）、深愛堂（1892年）、聖光堂（1897／1927年）及元朗堂（1898年），培育第一代華人信徒與領袖。
除了植堂，倫敦會亦投入教育與醫療工作，開設英華女校以及那打素醫院（Nethersole Hospital）。對此，陸牧師表示認可，「宣教運動不能將『佈道』及『服務』分割，否則使命便不會整全。而倫敦傳道會在香港的工作，具體地貫徹傳道服務的整全使命。」
學會放手：推動教會本土化
隨著中國教會逐漸成長，倫敦傳道會開始推動華人教會自主發展，亦是為避免本地教會受到「洋教」相關指控。
1920年代，倫敦傳道會倡導不同宗派在華教會突破宗派界線，融合成「一家屬於中國信徒自己的教會」。於是「中華基督教會」成立，各宗派堂會自由加入；1960年代，倫敦傳道會撤離香港，不但沒有繼續干預中華基督教會的發展，反而將部分物業轉贈給本地教會，支持其自主運作。
陸輝牧師指出，這一系列作為體現出宣教士並非以「擁有者」、「征服者」或「施予者」的姿態進入宣教地區，而是存著「愛人如己、自由平等」的心態服事。
倫敦傳道會早期宣教模式將教會牧養與普世宣教結合、鼓勵每一位信徒參與普世宣教的工作；善用服務、教育及文化工作，貫徹整全福音使命，及以謙卑和平等的態度進入宣教禾場，培育本土教會自主成長，其在華工作對今日教會仍具有重要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