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劇作家姜原來:從文化中心來,往原野深處去

從上海文化場域到鄉野教會,姜原來以田野書寫戲劇創作,在「吃人文化」之外尋找一條「不吃人」的文化之路。

劇作家姜原來在他的書房裡接受採訪
劇作家姜原來在他的書房裡接受採訪 | 基督日報

文化奇觀:從「法國梧桐」開始

2026年8月,上海靜安常熟路。早高峰的車流漸漸退潮,道路兩旁的二球懸鈴木為行人濾出大片陰涼。常熟路始建於1901年,由當時的法租界公董局年修築,而這些行道樹在市民口中有個浪漫的名字:「法國梧桐」。

同時這也是個美麗的誤會——二球懸鈴木既不原產於法國、在生物學分類上也與中國本土梧桐相去甚遠,但卻因被法國人大力引進種植而得名「法國梧桐」。然而這個誤會已經成為上海最為深刻的文化圖騰之一:從張愛玲到金宇澄再到王安憶,梧桐意象反覆出現在現當代文學之中;2018年電視連續劇《上海女子圖鑒》中的一句「只有在梧桐樹下才是上海」更是廣為流傳;民間甚有流傳「梧桐區」之稱,它並非一個行政區劃,房產中介卻以它指代高價值地段,社交媒體則用它標記一種西化的生活方式。

在通俗文學、傳統傳媒、商業資本乃至社交媒體的共同助力下,這個城市已經接受了在某些民族主義敘事中被視為「殖民產物」的、在植物學意義上中並不存在的「法國梧桐」——它顯然已被塑造成一種集體的文化想像和審美共識。

上海靜安區行道樹投下片片陰涼
上海靜安區行道樹投下片片陰涼 | 基督日報

「上海」本身也是如此,它算不上文化歷史悠久的城市,卻因近現代文化資源高度集中、文化匯流、生產與再生產活躍而被視為中國幾大「文化中心」之一。在這所文化大工廠裡,有一群基督徒文化工作者也正試圖為當代基督教文化開闢一個角落——姜原來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一個來自上海的「鄉下人」

出生於1953年的姜原來頭髮已經花白,穿著有些皺巴的短袖襯衫和短褲,背著常見的男士斜挎包,一雙彷彿屬於農民的粗糙雙腳蹬著最普通的男士涼拖鞋,站在上海街頭。

人們或許很難相信他是一個在上海市中心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更難相信他是一個在基督教文化界廣為人知的劇作家——用上海人自己的話來說:「太土了。」而姜老師樂於打破「上海人」這一刻板印象:「很多朋友一直把我稱為『上海鄉下人』,我覺得很自豪。」相比起小資的、中產的知識精英群體,他更願意與底層人民相認同:「這樣一來,我就可以與鄉野的弟兄姊妹們沒有隔閡了。」

這種認同與他身上那種富有張力的文化血脈有關。

他的外婆當年只是江南常熟一個尋常的農家女孩,帶著弟弟前往一江之隔的上海謀生,進入法國駐滬領事館做奶媽,沒想到租界小洋樓裡終日迴盪著的古典音樂無意間點燃了這個農家女孩對藝術的熱愛;他的外公則在一個單身的挪威商人家裡做管家,二人成為摯友,常常在音樂聲中暢讀中西文學——這便成為這個家族文化血脈的開端。

還留在常熟路上的「中國法國工商會」
還留在常熟路上的「中國法國工商會」 | 基督日報

外公外婆對古典藝術的喜愛傳給了姜原來的母親——她是一位擁有天生好嗓子、很小就在舊上海舞台與電台高唱歐洲藝術歌曲的女子。即使後來家族遭逢變故、陷入物質極度貧乏的困境,這個家庭依然靠著幾本珍貴的但丁《神曲》、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一部老舊的手搖電唱機支撐著精神脊樑。母親曾告訴姜原來:正是這些偉大的音樂與書籍,給了她在艱難歲月中活下去的勇氣。

在這樣的家學淵源下,即便在似懂非懂的小學與初中時代,姜原來就已開始啃讀莎士比亞的悲劇與歷史劇。哪怕當初的他無法全盤領悟,但那些文字、旋律及其背後的高尚心靈在他往後的人生歲月中依舊不斷迴響,即便是在最水深火熱的「十年文革」期間。

姜原來和《蘭林復活節》中的「錢神父」原型以及媽媽的合影
姜原來和《蘭林復活節》中的「錢神父」原型以及媽媽的合影 | 基督日報
對姜原來影響至深的外婆和媽媽
對姜原來影響至深的外婆和媽媽 | 基督日報

插隊落戶:誤入「原野深處」

1967年秋,文化大革命第二年。少年姜原來剛剛入讀「上海歷史名校之一」的上海市第一中學。然而學校美麗的英式建築牆壁之間迴盪著卻是「吃人的文化」:文革不僅生產了無數致命暴力,更剝奪了人最基本的憐憫之心,他認為這是對人真正的異化。

在文革浪潮中,16歲的姜孝瑾「成了雙眼蒙上紅布、鼻子穿上紅繩任人牽使的『人牲』[1]中的一個」。為了響應政治號召,他去到當時最艱苦的黑龍江省偏僻鄉村「插隊落戶」[2]。從沿海繁華的上海到東北邊陲荒僻苦寒的黑龍江,慢速火車要走上一整週。就在那樣一個「狼比人多」的荒僻苦寒之地,他目睹了身邊三分之一的同伴陸續夭折:「幾年裡,十二個同學死了三個,最後又瘋了一個。」1973年初夏,發生了文革十年間的唯一一次高考。20歲的姜孝瑾抓住了這難得的機會,成功考入現今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的東北大學的前身「東北工學院」,修讀冶金科學,終於得以離開農村。

如今已經逾古稀之年的姜原來老師,在他位於上海市中心的、堆滿書籍和資料的十幾平小房子裡,談起那三年的苦難歲月時依舊百感交集:「雖然下鄉是一場苦難,但上帝在苦難中也有美意。」與底層勞動人民在同吃同住三年多的時間裡建立的樸素情感,就這樣烙進了青年姜原來的內心深處、成為他寫作的土壤,也是他一身「土氣」的來源;而那片廣袤無垠的草原也在不覺間成為了他生命的底色——一直到80年代信主、90年代為使命提筆寫作時,這一意象才完整地浮現出來。他自擬筆名為「原來」——原來,是從上帝的創造而來;原來,也是從原野的深處走來。

姜原來的小房子的客廳,儼然已經成為一間書房。
姜原來的小房子的客廳,儼然已經成為一間書房。 | 基督日報
姜原來的部分手稿,他還是習慣用紙筆寫作
姜原來的部分手稿,他還是習慣用紙筆寫作 | 基督日報

重返文化場域:從媽媽的書店開始

1992年,姜原來為了幫退休的媽媽完成開書店的心願,在上海師範大學附近租下一間小小的店面,創辦了「馬槽書店」。

曾開在上海師範大學新村南門的「馬槽書店」,於2010年代關停。
曾開在上海師範大學新村南門的「馬槽書店」,於2010年代關停。 | 圖片源自網絡

該書店獨特的選書品味吸引來不少知識分子,他們驚訝於一位退休老太太不僅待人和善,竟然還如此喜歡歐洲古典音樂與西方文學,並能就著這些話題與人交談甚歡。「我每天晚上到書店去一看,不得了,這小小的書店裡裡外外全都擠滿了人,各界的朋友、知識分子都在那聊天。」姜老師回憶說,因為人太多,有時就拿著長條凳在馬路邊坐著討論——這便成為「馬槽沙龍」的雛形。

前來參加沙龍、對話的人形形色色,從左派到右派、從馬克思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都有。身為基督徒的母子二人,當然想利用這個場合來傳福音,卻發現面對的是一個琳瑯滿目、真實又複雜的文化世界,基督教在其中只是一個備受質疑的選項——當時最爲常見的質疑便是:「基督教不是洋教麼?不是隨著殖民者的堅船利砲一起打進中國的嗎?」

「怎麼對話?怎麼用福音影響他們?」這些棘手的問題一直催著姜原來去思考,也促使他開始梳理基督與文化的關係。

他首先找到貝多芬作為對話的入口。這與他的家學淵源有關,也得益於他對知識分子的觀察:「西方作曲家中對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肯定是貝多芬。」他認為,貝多芬、西方古典音樂、電燈電話,被稱作「法國梧桐」的懸鈴木乃至被視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之於中國人,實際上都是隨著殖民者一同進入中國的「舶來品」——但這是否意味著一種文化僅僅因為其進入中國的歷史與殖民時代有所交集,就應當被整體拒絕?姜老師以「一個孩子髒了,需要給他洗澡、把洗澡水倒掉,但不能把孩子一同倒掉」為喻引導人理性地反思中國近代殖民歷史、主張「去其糟粕、留其精華」、對人類共同文明如西方古典音樂和基督教信仰持友好開放的態度。

位於常熟路的上海歌劇院
位於常熟路的上海歌劇院 | 基督日報

除了以理性思辨的方式幫助慕道者掃清通往信仰路上的障礙,姜老師也試圖用藝術化的方式更有效地表達立場、達成理解:「在這個充滿隔閡的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之一,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而他選擇了「戲劇」這一載體,只因戲劇藝術的「在場性」深深吸引著他:戲劇允許觀眾能夠身臨其境地參與到故事中去、打破隔閡並達成理解。

《貝河浩蕩莎林華》封面
《貝河浩蕩莎林華》封面 | 「校園」官網

這促使他在1999-2001年間創作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大型六幕音樂話劇《貝多芬在中國》。在這部劇中,姜老師藉著一群山區農民指出偉大音樂跨越國族、階級的普世性;2004年,另一部六幕劇《莎士比亞在嘉興》問世,展開了對耶穌會宣教士利瑪竇、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徐光啟、翻譯家朱生豪與穆旦等前輩的追思。這兩部劇在知識分子中反響熱烈,起初由學生們自發組成小型劇團進行排練;後竟然發展壯大並在北京、上海、香港多地上演,並被紐約「中國音樂節」推薦,形成《貝河浩蕩沙林華》一書在港出版。

耶穌與卡夫卡有何干?

在姜老師剛剛動筆創作的90年代,上海家庭教會尚充斥著強烈的基要主義[3]氣息:只談聖經真理、別的一概不論。這與家庭教會在過去的戰爭、文革時代的受苦歷史息息相關——當精力與資源緊缺到連維持信仰、傳福音都困難時,把精力放到藝術、文學上簡直是一種「不務正業」。因此,當姜原來試圖找基督徒弟兄姊妹甚至是領袖探討「文化事工」時總是碰一鼻子灰:「有必要嗎?是不是浪費寶貴時間?是不是有異端的嫌疑?」而在姜老師的記憶中,教會對文化的態度很快就有了轉變。起因是2000年前後,唐崇榮牧師的講道CD在家庭教會系統內部的廣泛流傳。

唐崇榮牧師是華人界影響深遠的新教佈道家和神學家,他強調「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與「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均屬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雙軌;前者指的是耶穌升天前所頒佈的「大使命」即傳福音與門徒訓練,而唐崇榮進一步他以創世記與詩篇的經文,向長期側重前者的中國家庭教會重新釐清了「文化使命」的概念:人怎樣管理、使用、維持自然,就是文化使命,管理與更新受造界的文化使命本是上帝最初的託付。與此同時,唐牧師本人亦是文化使命的踐行者,在古典音樂與讚美詩創作上較有造詣。

《文化與基督:吃人到救人》封面
《文化與基督:吃人到救人》封面 | 「恩道出版」官網

隨著唐牧師神學思想隨著CD這一流行文化載體被廣泛接受,原本傾向於拒絕與文化對話的中國家庭教會開始愈發重視「文化使命」——「春江水暖鴨先知」——在文化領域已經默默耕耘近十年的姜老師最直觀地體驗到這種變化:「2002年開始,有一些教會和神學院開始邀請我去講課。」這門課在2024年被整理成《文化與基督:吃人到救人》一書,由香港恩道出版。

該書較為系統地記載了姜老師20多年奔走各地、從事基督教文化事工的經驗與理念。他引用1974年洛桑會議(Lausanne Congress)的整全宣教觀念形容:「教會就像一隻鷹,他用兩張翅膀飛翔。」[4]其中一隻翅膀是傳福音、植堂、門徒訓練等等,以宣教士戴德生的工作為典範;而另一隻翅膀則是帶著信仰去承擔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如宣教士李提摩太用教育、出版來更新文化、為福音做預備工作。

書中姜老師回憶數年前在大學校園團契裡服侍時,一位學生曾向他提出疑問:耶穌也很好,卡夫卡也很好,但耶穌與卡夫卡又有何干?而這本書給出了沉澱多年的答案:「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也在整個世界的文化領域中全然地掌權。」三位一體的真神在「卡夫卡們」的世界中依舊掌權,基督徒們實有責任帶著耶穌基督的救恩走向他們。

再往原野深處去

在《文化與基督》的後記裡,姜老師特別介紹道:「這是一本在東方曠野聖愛交響沐浴中歷經22年緩緩誕生的書。」此言非虛,他長年受邀到各地神學班上課,尤其熱衷於到各地農村教會的非正式神學班講課。

這使得姜老師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中國傳統家庭教會的真實情況與寶貴歷史,而早年在科學領域的學習與工作經驗則使他具備敏銳的研究意識和田野研究經驗——他好似一個進入隱蔽地洞的勘探工人,無意間尋到一片寶貴礦場。「我們腳底下有一塊極其豐富的礦場啊,就看我們有沒有本領把它挖出來、提煉成好的鋼鐵。」他以此形容那些沒有被官方收錄的、甚至沒有被看見的、屬於中國家庭教會及基督徒的歷史與文化資源。

他談到其中一個名叫「陳溝嘴」的村子的歷史:20多年前,陳溝嘴曾是遠近有名的土匪最多、治安最差的村子。改革開放初期,一名傳道人曾被民兵抓捕、押到陳溝嘴遊街示眾,被迫在烈日之下跪在村口。村民們蹲在樹蔭下吃午飯、遠遠看熱鬧,只見這位傳道人嘴裡念念有詞。於是那年冬天一個基督徒姑娘嫁進了這個村子,成為村裡第一個基督徒。此後信主的人逐漸增加,幾年後整個村莊成為基督徒聚集地,甚至有神學班在此開辦。「這個村子變得整潔、有序,村民間彼此相愛。」姜老師不禁感嘆,「而這樣故事太多啦!」

他把自己各處搜集的故事和寶藏帶回他在上海的小房子:《蘭林復活節》裡的錢神父原型在離世前贈他的一盞生鏽漁燈擺在書架頂端;當代藝術家島子的畫作《憂傷的基督》掛在床頭;小小的圓桌上還擺放著媽媽和外婆的骨灰盒,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位女性;而就在這張圓桌上,在媽媽和外婆無聲的陪伴下,他用最原始的紙與筆的方式,如冶煉工人那般埋頭將「礦產」提煉、濃縮成為《雁蕩平安夜》(2006)與《蘭林復活節》(2016-2017)兩部大型話劇作品——講述文革及改革開放前後的特殊時期生活在江南地區的廣義底層基督徒(包括新教、天主教與東正教徒)群體中發生的感人故事。

中國知名藝術家島子送給姜原來的畫《憂傷的基督》
中國知名藝術家島子送給姜原來的畫《憂傷的基督》 | 基督日報

這一階段的戲劇創作,姜老師延續了前兩部「以戲寫史」的創作理念,然而不同於貝多芬、莎士比亞在華傳播歷史,這一階段他要處理的通常只是口口相傳的、殘缺的、正在消逝的中國家庭教會歷史,「要搶救這些歷史,能救回來多少是多少。」面對成摞的資料與書籍,他像文物修復師那樣,以想像力將殘缺的歷史盡力修復、使之能夠重新被看見。

文化接力棒:從吃人到不吃人

後兩部劇後被收錄進《一切從墨面基督和不吃人開始》一書中,於2017年在港出版。該書名被讀者戲稱為「一個不像書名的書名」——而「墨面」與「不吃人」這兩個頗顯生僻的詞,幾乎可稱是理解姜原來作品的兩把鑰匙。

《一切從墨面基督和不吃人開始》封面
《一切從墨面基督和不吃人開始》封面 | 基道BOOKFINDER

「墨面」一詞來自作家魯迅的《無題》: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蓮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魯迅以此詩刻畫了廣大底層人民輾轉荒野、因飢寒交迫而憔悴黑瘦的形象——而在魯迅對中國「吃人文化」的整體判斷中,這群「墨面」既是「被吃的」、也是「彼此吞吃的」,是毫無盼望的。

與魯迅相差72歲的姜原來由於在文革乃至六四的震盪中「整個生命一直處於上海市區和遠鄉僻壤、府院儒林和墨面原野的輪番深入和兩極擺盪之中」,深刻體會到中國主流文化之偏邪,對魯迅的剖析產生了深刻共鳴。

有學者認為,姜原來因此有意從魯迅手中接過「改造國民性」的文化接力棒:魯迅診斷「吃人文化」,姜原來則試圖尋找「不吃人」的實踐——因其基督教信仰,他相信耶穌在世時正是這樣「無佳形美容」、「多受痛苦憂患」的形象,遂試圖在長期被邊緣化、被忽略的「墨面基督徒」中尋找真正有價值的「不吃人文化」,即源自「愛上帝並且愛人如己」兩大誡命的文化。

這兩部關於墨面基督徒以及他們的「不吃人文化」的作品,於2020年12月17日獲得美國杜克大學舉辦的世界首屆華語藝術獎文學特別獎,其獲獎理由為「取材於底層的史詩劇,在漢語文學敘事中構建了本色神學;並在當代社會巨變的背景下,揭示了中國大陸基督教當下的處境」。

在後現代反理性高漲的當今社會,姜原來老師認為,基督教藝術與文化越來越多地承擔著原本屬於神學的「向人言說」的責任;而對於身處在基督教受限的大陸基督教文化事工,更是承擔著「講述主耶穌在中華大地深處行走的美好腳蹤」的責任——如今已70多歲的他依舊在原野與山林之間如此踐行著。

夜色漸漸籠罩,這座不夜城漸次亮起,法國梧桐蔥蘢的樹冠被燈光灼出一圈金邊。藉著尚存的天光,姜原來老師拿起《貝河浩蕩莎林華》,以莎士比亞之口吻朗讀道:

「這片土地,它的悲劇是這麼樣的悲壯,匪夷所思的悲壯;它的喜劇是這麼荒誕的奇妙;它的歷史劇是這麼樣的壯闊。這是一個藝術家無與倫比的故鄉。」

正在朗讀《貝河浩蕩莎林華》的姜原來老師
正在朗讀《貝河浩蕩莎林華》的姜原來老師 | 基督日報

[1] 節選自《文化與基督:吃人到救人》

[2]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1968年以後),政府組織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到農村生產隊安家落戶、當農民並參與農業勞動的政治運動

[3] 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又稱基本教義派或原教旨主義,主張嚴格遵守宗教或思想之基本核心信條。

[4] 摘自:姜原來,《文化與基督:吃人到救人(繁)》(恩道出版社),恩道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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