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會不知道神學院天天在研究什麼，神學院也完全不理解地方教會在一線面對什麼樣的血肉掙扎。」
這是美國新澤西州美德中華基督教會國語堂牧師蔣亨利對當前華人神學教育處境的直率觀察。教會期待神學院在數年內培養出成熟、合用的傳道人；神學院則希望教師既有扎實的學術訓練，也具備牧會經驗。然而，在這些期待背後，一名神學教育工作者往往要經歷漫長的跨國求學，承擔高昂費用與家庭代價，最終還可能發現，學術體制、神學院現實與教會需要之間存在不小落差。
世界華福中心近日在官方YouTube頻道發布《使命門徒》Podcast第292集，由總幹事董家驊牧師訪問蔣牧師，探討華人神學教育的學術導向、師資培育，以及堂會與神學院如何重新建立合作。
每種神學教育都有其服務對象
蔣牧師出生於馬來西亞，13歲前往紐西蘭求學，18歲時在閱讀聖經的過程中重新明白福音，立志接受神學裝備。大學畢業並工作一年後，他與妻子前往新加坡神學院就讀，畢業後回到紐西蘭惠靈頓牧會約五年。此後，他先赴美國西敏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後轉往英國愛丁堡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如今在美國牧會並參與神學教育。
這段橫跨亞洲、北美與英國的經歷，使他看見不同教育體系各自的側重。亞洲神學院較重視學生的屬靈生命、群體生活與事奉塑造；北美宗派神學院在信仰基礎與學術訓練上均有嚴格要求；公立研究型大學則主要關注研究成果對學術界的貢獻。
剛進入愛丁堡大學時，博士導師第一次見面便問他，論文能為學術界作出什麼貢獻，以及他希望寫出一本怎樣的學術著作。蔣牧師回憶，自己當時「腦子裡裝的、天天在琢磨的，全都是地方教會的實際問題」，因而清楚感受到學術研究與牧會導向之間的差異。
一位華人神學院院長也曾提醒他，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教育體系，都會服務當地社會與人民；同樣，西方神學教育主要在西方教會與學術處境中形成，華人神學教育則需要回應華人教會的實際需要。
「每一個神學院所接觸的學生群體，會極深地重塑神學院未來的神學風格和發展方向。」蔣牧師以新加坡神學院為例，學生來源及語言環境的變化，會直接影響課程、師資與發展方向。因此，即使同為華人神學院，位於台灣、東南亞、北美或歐洲，也需要面對不同的教會與社會處境。
教會有時批評神學院教師過度看重研究與發表，所教內容離牧養現場太遠。蔣牧師並未否認這種落差，但他把問題帶回教師所接受的訓練及其所處的評價制度。
他觀察，華人中生代神學教師（年齡約在 40歲至60歲之間，正處於學術研究、神學教育及教會服事黃金期的學者）不少畢業於英美研究型大學。在博士訓練期間，同行評審論文、學術專著和研究能見度，不只影響一個人的學術表現，也關係到其能否找到教職。當這些教師回到華人神學院，自然會帶著多年形成的學術標準與自我期待。
然而，多數華人神學生以地方教會服事為目標，其學術基礎、寫作能力與受訓需要各不相同。教師希望把多年所學帶進課堂，實際上卻可能需要不斷削減閱讀量，並在學術研究、生命塑造與事工實踐之間尋求平衡。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的中生代學者會如此偏執地強調自己的『學術地位』和『發表指標』？」蔣牧師坦言，對一群在西方學術體制中多年苦讀的人而言，「那個學術學位和發表成果，是我們在學術圈和體制裡能存活下來的唯一身分認同。」
他曾在亞洲神學院開課，原先按照自己理解的標準列出閱讀書單，卻被告知份量超出規定。他刪去一本，仍然超標，再次刪減後才符合要求。但他沒有因此否定亞洲神學教育。相較於部分西方院校將屬靈生活主要交由學生本人及地方教會負責，亞洲神學院往往由教師和群體更直接地陪伴學生的生命成長。
「這兩種模式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表明在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教育體制下，神學教育的著重點與培養出來的神國僕人，其特質和生命面貌是完全不同的。」他說。
培養一名教師所付出的家庭代價
除了教育模式的落差，華人神學院也面對師資接續的困難。蔣牧師指出，神學院尋找的往往是「牧會型學者」：既擁有良好博士訓練，又有成熟牧養經驗，並且已經接受按立。然而，培養這樣的人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
一名年輕人完成大學與道學碩士課程後，約已26歲；若再進入堂會牧養五年並接受按立，就已超過30歲。此時若帶著配偶及年幼子女前往歐美攻讀博士，最快也需要四至五年。等到他具備學位、研究能力與牧會經驗，往往已接近40歲。
「讓一個近40歲、作為家庭支柱、面臨著巨大的孩子教育和生存壓力的中年博士，回到一個微薄的薪資、甚至無法安置其家庭的神學院去安頓，這在現實中是多麼困難。」蔣牧師說。
他本人也曾考慮前往台灣的神學院任教，卻發現子女能否適應當地學校，以及神學院是否有能力負擔國際學校費用，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他的小兒子出生不久，全家便由紐西蘭搬到美國，之後遷往蘇格蘭，最後重返美國。
「我們賠上我們的孩子，你知道嗎？」談到跨國求學對家庭的影響時，蔣牧師坦言，孩子經常是最直接承受代價的人。當他完成學位，考慮回到亞洲任教時，孩子已在英美教育環境中成長，家庭很難只按照個人的事奉理想再次遷移。
在他看來，神學師資培育不能只計算學位、年資與研究成果。教會和神學機構若希望未來擁有兼具學術能力與牧養經驗的教師，就需要更早發現有潛力的年輕人，讓他們及其家庭了解未來五年、十年可能面對的現實，並提供長期支持。
蔣牧師提醒說：「即便這是一條十字架的奉獻之路，作為輸送和守望學者的教會與機構，我們也應該有責任去幫助他們做好面對現實的預備，而不是讓他們盲目地去走。」
牧者培育不能全交給神學院
師資培育並非神學院單方面的責任，傳道人的形成也不能完全交給神學院。蔣牧師指出，地方教會若期待神學院在短短三年內徹底改變一個人的生命、性格及服事能力，是難以完成的要求。
「你們教會送了什麼樣成色和素質的人去神學院，讓神學院來替你們培訓？」他提出這個問題，希望堂會重新思考自己在人才培育中的責任。
在他看來，堂會應先辨明未來需要什麼樣的傳道人，再從教會中物色、陪伴和培育合適的人選。神學院提供系統性的聖經與神學訓練，地方教會則提供真實的事奉環境、生命關係及牧養督導，雙方共同承擔一個人的長期成長。
蔣牧師曾協助一名朋友填寫長老會的跨文化宣教士評估表，發現差派機構對申請者的講道、解經、音樂、行政及媒體能力均有明確要求，因為拓荒前線缺乏完整的後勤支援。相較之下，缺少實戰經驗的年輕傳道人會被留在本堂，在資深牧者和長老的督導下逐步成長。
這與部分華人教會的做法不同。剛從神學院畢業、最需要陪伴的年輕同工，有時反而被派往資源較少的拓荒工場；經驗豐富的牧者則留在制度和資源成熟的母堂。
「最應該衝到最前線去拓荒的，應該是我這個有數十年牧會經驗、生命最成熟、各方面抗壓能力最強的主任牧師；而剛剛畢業的年輕同工，最應該被留在安穩、有遮蓋的本堂。」蔣牧師藉此說明，人才培育需要從堂會物色什麼人接受神學裝備，以及學生畢業後如何繼續受到陪伴開始思考。
讓牧會現場進入神學課堂
完成博士學位後，蔣牧師曾在神學院任教與返回堂會之間掙扎。美德中華基督教會邀請他擔任牧職時，是因為他在西敏神學院求學期間曾與家人在該教會聚會和服事，雙方已有深入認識。
為了讓他繼續發揮學術恩賜，教會在制度上每年提供一個月的學術假期，讓他前往神學院授課、從事研究或撰寫論文，期間不安排堂會日常事務。教會也支持他發表論文及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但要把神學研究與牧會結合並不容易。在神學院完成一堂線上課程後，師生可能隨著螢幕關閉而失去聯繫；在地方教會裡，牧者所教導的內容，卻要在會友面對疾病、死亡、失業、移民身分焦慮和信仰危機時接受考驗。
蔣牧師舉例，教會需要陪伴癌症末期病人及其家屬，回應會友突然離世後家人的哀傷與信仰疑問，也要關懷因綠卡排期、失業、工卡或簽證問題陷入焦慮的移民信徒。這些都是牧者在第一線面對的現實處境。
「在地方教會裡，你站在講台上說的每一句話、教的每一個字，你都必須用你自己的生命去擔保和負責。」他說，若神學知識不能在生活磨煉中轉化為信徒效法基督的生命力，再精彩的講授也難以取代真實的陪伴。
對蔣牧師而言，堂會與神學院需要建立定期、深入的對話平台，讓教會把牧養現場的問題帶進神學研究與課程設計，也讓神學院了解地方教會實際面對的需要。他說：「人生命的成長，必須是一個漫長、彼此扶持、共同流淚和流汗的陪伴過程。陪伴本身，才是神學與生命最核心的交匯點。」
儘管神學教育與教會現場存在落差，蔣牧師並不贊成以「實用」之名輕忽神學。在他看來，地方教會每一項事工決定，背後都有一套對上帝、教會與人的理解。他提醒：「當有些牧者和教會大聲宣稱『神學根本不重要，我們只管埋頭做實用的宣教和事工』時，請記住，『神學不重要』本身，就是一種極具殺傷力的神學立場。」他說。
每次回到神學院授課，蔣牧師都會把牧會中遇到的教會衝突、倫理難題及決策過程帶進課堂，向學生說明一項牧養選擇背後的聖經與神學考量。他希望學生看見，課堂中的論文、解經與神學思考，並非取得文憑後便可放下的知識，而是日後面對複雜牧養處境時不可缺少的裝備。
他也常這樣提醒學生：「你未來在教會裡所做的每一個大小決定、你所展示的每一種生命作風，其實都在大聲地向你的會友、向這個世界宣告：你所信的那位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樣的神。」
走過不同神學教育體系，又重新回到地方教會牧養，蔣牧師仍然相信，神學教育與教會事工不應彼此割裂。訪談最後，他說：「如果我們的神，如聖經所啟示的，是一位豐盛、全能、充滿了無限真理與智慧的上帝，那麼我們去認識祂、去梳理祂話語的『神學教育』，就必須也必定是有深度、有尊嚴、值得我們付出一生去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