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談守護性文化，「關啟文」是一個難以繞過的名字。
二十五年前，他參與創立香港性文化學會，從基督教信仰、宗教哲學與倫理學出發，長期回應色情文化、性解放、同性戀運動、性傾向歧視法例，以及近年延伸而來的LGBTQ與跨性別議題。這條路他走得並不輕鬆：由立法會聽證、城巿論壇、報章評論，到網上輿論戰場，他一次又一次獨自站在少數方面對質疑、嘲諷、攻擊，甚至朋友的反目。
然而回望這數十年，關啟文說已經由最初的恐懼與掙扎走到了「化境」——對非難、惡名、羞辱都處之泰然：「我在神面前立志，作為基督徒，無論我做什麼都堅持我為人的宗旨，不再著緊自己的名聲，只要對得起神的呼召。」
從「象牙塔」走向時代現場
關啟文博士的公共參與始於大學團契(CA)時期的信仰反省。年輕時的他較接近「復興主義」、「敬虔派」，但他逐漸意識到社會文化的挑戰，因此決定要做一個有時代感、面對時代挑戰的基督徒。「當時在大學發覺信仰有一個社會的向度。我深感回應社會文化的挑戰不能夠純粹在『象牙塔』，或者教會四面牆壁裡。」
這份自覺成為他日後投身文化與倫理議題的起點。1986年，他離開香港，先後在英國阿巴甸及牛津大學修讀神學與哲學，並完成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主修宗教哲學。留學期間，他開始明白將要面對的不只是哲學問題，也包括一連串日益尖銳的文化議題與倫理挑戰。「我逐漸立下心志要全面建構一個基督教的世界觀，能夠回應當代的文化與倫理挑戰。」
他開始研究色情文化、女性主義等議題。1993年回港後，他加入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擔任訓練部主任。在那幾年期間，香港的色情漫畫正在年輕人之間流行。他開辦神學班及護教課程以接觸大學生、畢業生、教會人士及知識分子，協助他們處理信仰與文化之間的張力，性倫理、甚至社會上來自哲學的實證論對基督信仰的批評。
他曾給FES舉辦的神學課程的學生設定了兩個主題：「基督教怎樣看人權」和「基督教怎樣看色情」，學生要自己研究並在課堂上發表。研究愈深入，他愈感到色情文化帶來的衝擊遠超想像。當時一位老師提到，有一次調查學生失竊事件而搜查書包時，竟然搜出了逾百本色情漫畫，「當時的色情漫畫和其他普通漫畫一樣，只要十多塊錢一本，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令我受到了衝擊。」
於是，他與一群同工和大專同學／畢業生成立「基督徒關注色情文化聯委會」，(簡稱「關色文」，被戲稱為「關啟文的細佬」)，持續聯同教會舉辦講座、反色情行動日、調查及登報聲明等。
成為「炮灰」
小試牛刀後，他們開始踏足社會具體行動。大約在1997年前後，他被邀請參加一個關於同性戀運動的未來論壇。關啟文參加後，才發覺十多名講者中大部分都是同志運動的領袖和先驅，而他自己則是現場唯一一個不贊成同志運動的人。「我講完之後就成為『主要焦點』。當然這個焦點並不是正面的，而是有很多『大炮』對著我，於是我便當了『炮灰』。」
那次慘當炮灰的深刻經歷，令關啟文驚覺到同性戀運動在當時正開始興起，「我親身與他們面對面對話，甚至被他們攻擊。由此發現到，LGBT對社會、特別是對教會基督徒而言已經成了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
從西方「複製」的香港性解放潮流
大家可能會問，香港同性戀及LGBTQ (同性戀與跨性別運動)是如何出現的呢?
關博士解釋，香港的性文化運動很大程度來自西方自1960年代開始的「性革命」和性解放思潮，後再經台灣女性主義情慾解放運動先驅何春蕤等影響。無論是運動背後思想根底、運動進路都只是「抄的」，他說：「都是copycat。」
他續指，性解放思潮先影響學術和法律，逐步形成一套新的性倫理共識，例如削弱婚姻的重要性、主張私人性關係不應受社會干涉，以及把同性婚姻和性少數權利納入人權框架。「對年輕人來說，性解放在破壞方面已經在某程度上成功，形成了：『婚姻不重要』、『同性戀想愛誰就愛誰，不應該干涉』、『離婚很平常』等觀念。」
其後，性少數運動再延伸至性別認同議題，演化成跨性別運動(Transgender Movement)，來勢汹汹。
不過他也指出，世界各地社會文化框架下，同性戀運動趨勢大不相同：歐洲社會已淪陷，保守思想已被邊緣化；美國則仍然存在能夠凝聚社會及政治力量的保守陣營，在同性議題上持續戰爭。至於亞洲，傳統文化和宗教仍然提供了一定的抵抗力。
他判斷，香港社會對性文化議題並非鐵板一塊：雖年輕人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已相當高，但對更激進的性解放主張，社會仍有相當人保留甚至抗拒。香港基督教及天主教教會的影響下，亦令香港沒有完全沿著西方的路線發展：「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同性戀基本上贏了九成，這方面我們暫時是沒有得打；但是如果你說去到極端性解放，香港還是會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是有抗拒的。」
他說：「亞洲始終我們的底子裡，是沒有西方那種自由主義很深刻的同化。」
明光社出現—應對色情及同性戀運動
為了抵禦性文化的潮流，「關色文」逐步連結異象相同人士，更在1997年促成明光社成立：「做了(關色文)兩三年，我們發覺單靠我們自己也沒有什麼資源，所以我們也約了一些基督教領袖，包括蕭壽華牧師、林海盛牧師、當時愛群社會服務中心的主任梁林天慧女士，社工、牧師、學者，還有一些年輕人一起在1997年成立了明光社。」
關啟文是明光社的董事之一。他形容自己在這場公共爭論中扮演了一個比較罕有的角色：既是智囊，也是行動者。因此他持續研究政治哲學、基本倫理學、性文化問題和性倫理，以及一些LGBT等議題，逐漸深化去認識。「因我是學者，所以回應性文化的時候也希望我所講的能夠站得住腳，讓我們這個平台有理論基礎。」
在明光社成立後，他們陸續參與立法會多場聽證會，回應《性傾向歧視條例》爭議及其他性文化議題。除了色情漫畫之外，社會上還陸續出現了色情雜誌、報紙色情副刊等潮流，以及同志運動的興起，因此明光社早期主要焦點是色情及同性戀運動。
在每次關注事件時，他們都被同性戀團體猛烈攻擊和轟炸。「當時蔡志森 (明光社標誌性人物、現總幹事)還未加入，但我們已經開始感受到那股『火力』的猛烈。」
後來關啟文與蔡志森想到需要再成立另一個平台，讓更多人共同承擔。「我們當時覺得真的需要多些人出來，即使被罵，也可以有一個共同的回應，不是只有一個機構在反對，於是當時我們就開始籌組『性文化學會』。」
成立性文化學會
籌備學會之初，關博士原本希望由其他基督徒、社工或醫生帶頭，但發出一次又一次呼籲和邀請後，卻沒有人願意站到最前線。「噢，這不是我的專業；我是很關心這議題，但我工作很忙，你們找人去吧，我定會盡量支持！」成了他聽到的典型回覆。
半年過去，仍然沒有人答應帶領，蔡志森跟他說：「啟文，不如你自己『上』吧！」
關啟文知道自己又可能要回到那個熟悉的位置——成為「炮灰」：「我自己當時也是抗拒，在神面前也是抗拒。」直到2001年年底，他在禱告中重新思考自己的學術訓練。他逐漸相信，自己熟悉的分析哲學和倫理學正好可以在這場公共爭論中發揮作用。
「如果只拿著《聖經》說：你們這些是『淫穢』、『不良』等未必有說服力。特別面對教外人時要講求公共理性。我作為一個哲學家、倫理學家，能夠用很多學術的論據、調查的資料、研究的數據，和其他倫理概念去展現這些違背上帝心意的性文化的弊端。」他說：「我感到我既然有這樣的訓練，或許就是神給我的恩賜，好在這時代作出回應。」
最後經深刻掙扎與思量，他終於決定接下領導性文化學會的重擔。那時他曾經向上帝討價還價說：「我成立這學會是因為祢的呼召。但現在維持新的機構都不容易嘛！既要錢，又要人手。我已去做了，那如果五年後機構倒閉了，那可不關我事，屆時不要怪我！」
二十五年過去，「事與願違」！學會不但沒有倒閉，反而逐步建立了成熟的研究、教育、出版和公共回應的工作，在風雨中仍然如燈塔，屹立於港灣中發出亮光。
「幾天都不敢打開報紙」
香港性文化學會成立後，關注香港性倫理、同性戀、色情文化、性教育、婚姻與家庭等議題，以研究為基礎，透過課程、研討會、講座、工作坊等將基督教倫理的價值觀向社會理性地表達立場，並維護家庭制度，守護年青人持守聖潔。
關啟文猶記得最初涉足公共領域時在立法會準備發言時害怕得手腳發抖：「當時我們只有數人，但『對家』(性解放團體)有二十幾、三十人。所以你想像，你講完之後就有無數人輪流炮轟你、恥笑你！在那裡簡直如坐針氈。」
聽證會上，每人發言時間只有五分鐘，面對質疑和誤解，即使有理論數據也未必有足夠時間澄清。大眾傳媒不少立場偏向同性戀，他的發言常被無視或扭曲。即使言論能「出街」也立即被圍剽，甚或成為霸凌對象。「同運人士很懂得大規模動員在網上留言。當我們登出一些Facebook訊息，或在報紙投稿一篇文章反對LGBT，都會有很多留言、很多平台罵我們。」
相反，支持傳統性倫理的基督徒很少敢於用基督教立場留言，學者更不願意公開發言，「他們不敢公開寫，學者如果公開寫會被人取笑，這是很大壓力的。」因此關博士不得不孤軍奮戰，常感孤立無援。
他有時更要跟公眾人物公開辯論，如港大提倡性解放的知識分子吳敏倫醫生、中大哲學星級講師李天命，其壓力可想而知。「那時候我有時夢見自己被人罵、或論戰失敗而丟臉。醒來一身冷汗，幸好只是噩夢。有時寫了一篇文章後幾天都不敢打開報紙或看電郵，也很怕看到臉書及網上的評論。」
他曾經被同性戀者當面質問：「你違反公義，如何能安心睡覺？」也收過標題寫著「耶能」二字 (網上辱罵基督徒的髒話)的電郵，網上更有人對他進行「起底」(人肉搜尋)，貼出他的照片並附「認住這個『肥佬』」、「假洋鬼子」、「死耶穌佬」、「下地獄」等字句，用不堪入目的話來打擊，「看完之後就很不開心，所以很多人叫我們不要去看了。」
這些攻擊特別在2000到2010年多十幾年間，在中大學生報事件、淫管條例、家暴條例、性傾向歧視法(SODO)諮詢等社會事件發生年間，每一兩年就有社會大辯論。當時他一邊從事浸大的教學和研究，一邊處理機構工作，還要連夜撰文回應各方的攻擊，長期如此，心力交瘁。
「我本來的專業不是法律和性理論，更加不是LGBT或同性戀研究，但是要去回應、要上馬去打仗。所以我被迫去『入行』，重新閱讀很多基本的書籍，再逐步進深，以達到專家的水平。例如很多法律的術語、概念（如歧視）都要從頭學起，第一次拿起那些法案來研究都需要有很多跨學科的認識。所以很多時候我都要讀書到三更半夜，然後通宵去寫回應文章。」
這樣的生活辛苦、孤單、無奈，他形容像是長年兩份全職工作，而且常在被動、劣勢的形勢之下去回應大量惡意抨擊。更難受的是，有些原本親近的朋友後來反過來批評和攻擊他，令他心灰意冷。
雖然經過非常艱苦的歲月，但關博士並沒有停下來。經過多年研究和辯論，他漸漸發現，性解放論述不少其實是誇誇其詞，實質漏洞多多，不外如是。女性主義、自由至上的人權論述在學術界本來就得大爭議性，甚至存在更更合理的觀點，回應越來越得心應手，公開發言也不像最初那麼有壓力。
「其實你做準備多了，我就發覺性解放那些論述是可以拆解的。所以後來十年八年左右我就有更多信心，很多他們那些似乎厲害的人我都最少『頂得住』。」
他指出，常識的性倫理都是合情合理、合乎實踐。他明白到只要言行經得起理性推敲，漸漸也不怕攻擊。他甚至學會善用立法會的「五分鐘」去講有份量、讓記者留下印象重點。亦開始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並培訓基督徒去解拆性解放或者 LGBT 的論述。
成功阻截性解放立法
由於社交媒體和流行文化早已令性解放觀念滲入日常生活。因此關啟文深明不能單純以口號反對此趨勢，而是以有公共理性支持的家庭價值、性倫理去回應文化轉變，最少給人們一個選擇。
他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要把同性戀者排除在社會之外，而是要避免把某種性文化壟斷了「人權」的定義。他說：「我們用正面的價值去提升家庭的重要性，亦關心同性戀者。我們不是反同性戀，我們只是反高度政治化的同性戀運動！。」
性文化學會製作資料、小冊子，到教會、青年團契和學校舉辦講座及工作坊，嘗試以較理性、溫和的方式回應性解放論述，以免流於謾罵。
關啟文亦不停寫文章回應同性戀運動，無疑成為性文化議題最多產的作者，性文化學會也一直維持這傳統：「我們在性文化學會的文章的數量是相當驚人的。我們不斷回應那些新議題，確保一些提倡正面性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團體能夠發出有質素的聲音，讓那些願意聆聽的人可以認識、能帶來心態的轉變。」
他深相信這些文字必起潛移默化的作用：「這些工作至少令香港社會知道並不是所有人都已全盤接受性解放的主張，也令政府和公眾看見，社會中仍有人支持較傳統的家庭和性價值觀。」可喜的是，性文化學會的資料已廣為台灣、馬來西亞及海外華人教會參考，並成為華語社會回應相關議題的重要資源。
性文化會和教會力量看似微小，但在政治議題上具體成效甚彰。關博士指出，在這些民間組織動員下，多次成功阻截性解放的立法，《性傾向歧視條例》、《家庭暴力條例》的修改等最後流產。其中「家庭暴力」條例後來改名作《家庭及同居暴力條例》，阻止將同性同居者視為等同於家庭。
去年的「同性伴侶登記制度」在立法會大比數地被否決，民間團體功不可沒。他說：「所以這十幾年來，我們的正面性教育運動和組織動員都成功守住了香港社會，起碼在法制改革方面如此。」
關博士擅長的是嚴謹的分析、論證和研究，但他深明面對年輕一代，單靠長篇論文和資料包已經不足夠，論述方式必須跟上時代。「現在的年輕人很後現代，憑感性，講feel。他們經常覺得：哎呀，性保守? 太過『戇居』，你批評同性戀者、LGBT 就是不對！他們很容易受到那些同性論述影響，以為支持他們一方就等於公義。」
因此性文化學會近年推陳出新，向年青人設計有趣又引起討論的性教育課程和講座，務求既有學術根基，也要有溫度和故事。幸好，人工智能技術和年輕同工的創意，足以將過去的理論性長文以另一種「語言」呈現給新一代，去年性文化學會主領的講座已有五百場（但我們全時間同工只有三位）！關博士把這看成「時代給予的機會」：「過去難以完成的資料整理和普及工作，現在有AI可以做。上帝很有預備！」
燃燒一生 窄路為主走過
關博士坦言自己曾經有很多包袱：不想被辱罵、被誤解，在意自己的名聲被污衊和毀謗。後來，他讀到聖經《詩篇》二十三篇時看到「為(耶和華)自己的名領我們走義路」的經文，對自己的召命有重新反思：「我想，如果真的是為了耶穌基督的名，被揍揍或被罵罵又何妨呢? 一開始我比較珍惜羽毛，當然人之常情都不想被別人辱罵，但是經過這個掙扎，上帝給了我三個字：豁出去。」
這句話成了他心態的重要轉折：「慢慢地將這些情緒都交給神後，我就開始放下，不再關心別人如何謾罵。總之我所講的是對得起良心、對得起上帝，符合我自己的理性研究結果，自己真誠地認定這些價值觀是好的，合情合理的，那其他事就開始不想了。」
他說自己到了今年已經進入「化境」：被人罵時不再即時追查，也不再讓網上評論牽動情緒；即使偶爾因批評而低落幾天，也會慢慢恢復，繼續工作。他說：「有一段時間，讓我知道就算情緒低落都要繼續作工：要用行動帶動，不能被情緒左右。這都是我們背十字架應有的準備和代價。」
他坦然地說：「我在神面前立志，無論我作為基督徒做什麼，都真是為神而活、去回應祂就夠了，其他東西不去想那麼多，特別不再介懷『關啟文』的名聲如何！」
埋頭打過多年硬仗，時代的風景也不知不覺改變了。今年一月，年僅三十多的鄭安然正式接班，在一眾董事按手祝福下上任學會總幹事，意味著關博士幸運地走過了「傳承」一關。他形容這個為「傳承的奇蹟」。
在新總幹事就職慶祝晚宴當晚，關啟文博士拿著咪高峰，合上眼，傾情地與戰友合唱了一首八十年代流行詩歌《一生不枉過》：
「為何忘掉那日，立志你跟前，奉獻一生？為何流浪世俗，漠視托負，令你心擔憂？
此際重拾信念，跪到你跟前，願你接納。輕看名利勢力，情願撇下，為我主奔跑！」
「時光不會停留，人生轉瞬便逝，願珍惜光陰不再歲月蹉跎。
明天挑戰頑強，全心聽你任用，能誇口窄路全為你走過！
燃燒一生完全為你不枉過！」
談到未來，現已六十多的關啟文說：「我希望餘下十年，繼續做回我為人的宗旨，配合信仰的原則，繼續對得起神的呼召，好好辦好這些機構，好好盡好作為學者的責任和標準。」
他加上一句：「我覺得只要做到這些，死而無憾。」
關啟文博士簡介
關啟文博士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電機工程系，後取得蘇格蘭鴨巴甸大學道學學士，和牛津大學的神學碩士與博士學位，曾任香港基督徒學生褔音團契訓練部主任，及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講師，現任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訪問教授和榮休教授，曾多年任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主任，浸會大學公共事務倫理學碩士課程主任(Director of M.A. in Ethics and Public Affairs, HKBU) ，及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Centre for Sino-Christian Studies, HKBU)。研究興趣包括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系統神學、宗教與科學的對話、政治哲學、倫理學等。
他積極維護基督教世界觀的可信性，曾主領多次護教講座，及參與在公眾領域的辯論，經常在報章和論壇表達意見。他關心社會文化，從信仰角度對社會及倫理議題（如同性戀與性傾向歧視法）提出意見，是明光社的董事，和香港性文化學會的主席。
他的著作有《我信故我思—真理路上的摰誠探索》(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98年9月) 、《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香港：宣道出版社，2000年7月) 及《上帝、世俗社會與道德的基礎》(香港：天道，2006年4月)。他且編著了《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年10月) 、《愛與慾─基督教性神學初探》(香港：基道，2003年3月) 、《重尋真性─性解放洪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回應》(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3年12月) 、《平權？霸權？—審視同性戀議題》(香港：天地圖書，2005年10月) 和《基督教價值與人文精神：歷史、對話與前瞻》(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6年3月)。英文專著有Kai-man Kwan, The Rainbow of Experiences, Critical Trust, and God: A Defense of Holistic Empiricism (New York: Continuum, October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