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寫著「主耶穌」三個字，普通話聖詩若直接用粵語唱，卻可能因旋律與聲調不合，讓「主」聽起來變成「豬」。對香港的薛子樂弟兄而言，這個令人莞爾的例子背後，其實牽出一個更深的問題：教會所唱的歌，真的只是把正確的歌詞配上旋律嗎？
薛弟兄長期關注當代基督教音樂，目前在香港攻讀博士。世界華福中心《使命門徒》節目近日邀請他與總幹事董家驊牧師對談，從香港數十年教會詩歌的變遷，談到語言、聲音、時代處境與信徒身分如何進入一首詩歌。沿著這段歷史回看，他關注的已不只是「哪一首歌適合唱」，而是當會眾一起開口時，究竟是什麼讓一首歌成為這個群體能夠共同唱出的聲音。
從厭惡音樂，到研究教會為何這樣唱
薛弟兄與教會音樂的關係，最初並非從學術研究開始。他的父親是音樂人，長期在香港基督教界從事音樂服事。他兒時常隨父親一家大小四處服事，聖誕節期間甚至一天跑三、四個商場報佳音。這些經歷讓他很早就看見基督教音樂台前以外的一面：全職投入音樂服事的人如何生存？收入從哪裡來？為什麼明知不容易，仍有人願意全時間投入？
然而對當時的他而言，音樂更多意味著無法像其他孩子一樣自由安排週末。「我小時候其實很厭惡音樂，覺得為什麼我的家庭要跟這些綁在一起，星期天不能跟朋友出去玩？」
到了高中，他開始主動接觸 Bethel、Hillsong 等海外敬拜音樂；進入大學後，又在基督徒團契遇見一群投入青年服事的音樂人。他們不但音樂技巧出色，也讓他第一次看見 Disco、Reggae 等不同風格同樣可以進入基督教音樂。「我覺得很驚奇。」他回憶說。
真正使這份興趣轉向研究的，是他後來在崇基學院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並赴耶魯神學院及其聖樂研究所（Institute of Sacred Music）交換。其中一門「當代敬拜音樂」（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課程，追溯1960年代以後美國基督教音樂如何從傳統形式，逐漸發展出今日常見的當代敬拜樣貌，也使他開始思考：如果音樂不只是歌詞的載體，那麼研究教會詩歌時，還有哪些東西被忽略了？
選一首詩歌，只看歌詞夠不夠？
薛弟兄所接觸的「會眾音樂研究」（Congregational Music Studies），關心的不只是和弦、旋律或歌詞，而是當一群人聚集唱歌時，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麼：人與人如何互動，聲音如何傳遞，一首歌又為何能使某個群體產生共鳴。
他觀察，在較保守的華人教會傳統中，選詩往往首先關注「歌詞神學是否正統」。這固然重要，但若判斷到此為止，音樂便很容易只被理解為傳遞文字的工具。他把這種傾向稱為「文字中心主義」（Word-centeredness）。
這也是他將自己的頻道命名為 Logosonic Center 的原因。他把 Logos（神的道）與 Sonic（聲音）並置，希望把注意力重新帶回聲音本身。「聲音本身非常重要，蘊含著豐富的非語言信息。」在他看來，同一句文字由什麼人、以什麼語言和聲音唱出來，效果並不相同；而香港教會詩歌數十年的變化，正好提供了一個具體例子。
同樣的漢字，換成粵語為何唱起來不一樣？
薛弟兄回顧，1949年前後，國共內戰使大量移民湧入香港。當時教會所唱的，包括宣教士翻譯的本地方言聖詩，以及由內地六個公會合編、以國語為本位的《普天頌讚》。到了1970年代，香港粵語流行音樂逐漸興起，粵語聲調與填詞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受重視。
問題在於，漢字雖然相同，普通話與粵語的聲調系統卻不一樣。一首按普通話發音配合旋律的歌曲，若直接套用粵語發音，旋律高低可能使字詞聽起來變了意思。薛弟兄以「主耶穌」為例，若旋律與粵語聲調不配合，「主」甚至可能聽起來像「豬」，有些情況還會產生不雅的諧音。問題不在歌詞本身，而在於相同的文字進入另一套語音系統後，聲音與語意之間產生了新的張力。
1970年代前後，香港本地基督教音樂也開始出現新的嘗試。薛弟兄提到，突破機構舉辦民歌大賽，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ACM）成立，本地原創與受美國 Jesus Movement 影響的翻譯作品並行發展。然而，新的音樂形式並未立即獲傳統教會接受。當時有人質疑為何把世俗流行音樂帶進教會，甚至批評為「夜總會形式」的音樂。這些流行風格的詩歌因而多在團契、小組與校園中發展。
今天許多信徒習以為常的敬拜形式，在另一個年代，也曾是需要面對質疑的新聲音。此後，香港教會唱什麼，也繼續隨著人口流動與華人基督教音樂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從華語敬拜流行，到粵語原創再起
薛弟兄指出，1990年代的移民潮帶走不少香港音樂人才，本土創作一度陷入低谷；同一時期，台灣及北美的華語敬拜團隊興起，讚美之泉、約書亞樂團、以斯拉等團隊的作品大量進入香港教會，華語詩歌逐漸成為重要的敬拜資源。
到了2010年，CantonHymn 推動恢復粵語敬拜。由於本地優質原創仍然有限，他們先從翻譯海外作品入手，讓粵語敬拜逐步累積可用的詩歌；2014年後，本土粵語原創明顯增加。這股流動後來甚至出現反向傳播：台灣約書亞樂團也曾把「原始和聲」的粵語作品譯成華語演唱。
在他的研究中，語言的變化並不只是「哪一種語言比較容易唱」的問題。他把這些轉折放回香港不同年代的社會處境中理解，並注意到唱詩所用的語言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彼此扣連。
這也與他目前的博士研究相連。2019年後，香港經歷政治與社會變遷，他開始思考：在不同政治立場、宗派與地域之間，有沒有一種香港信徒共同接觸、又可能產生共鳴的媒介？他最後把目光放在詩歌上，並以「玻璃海樂團」與「原始和聲」為研究對象。
薛弟兄觀察，兩個團隊的作品能夠進入不同宗派與群體，其中一個因素是歌詞大量取材或改編自聖經經文。他以《願祢的公義降臨》為例：香港社會運動期間有人唱這首歌，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傳統教會也同樣使用，不同群體都能從經文中的「公義」與「安慰」理解自身處境。他也提到，兩個團隊與海外敬拜音樂的連結、較國際化的音樂製作，以及具靈恩背景的服事者面對香港不同教會時所作的調整，都影響了作品如何跨越原有的宗派與群體界線。
這些觀察讓他看到，一首詩歌如何被會眾接受，很難只從紙面上的歌詞解釋。語言、聲音、音樂風格，以及唱歌的人所身處的歷史與群體經驗，都可能牽涉其中。
每一代人，都帶著自己的耳朵聽詩歌
詩歌隨時代改變，也帶來世代之間不同的音樂經驗。薛弟兄把傳統聖詩與當代敬拜視為兩種不同的形成模式：傳統聖詩往往經過委員會編纂、審核，重視完整而嚴謹的神學表達；今天的創作者則可能在電腦前完成作品，直接透過 YouTube、Spotify 等平台發布，一旦廣受歡迎，很快便跨越原有的教會體制傳播。
不同世代因此可能從不同的語言、聲音和審美經驗，理解何謂「一首好詩歌」。薛弟兄沒有把其中一種形式置於另一種之上，而是把跨世代的理解帶回「聆聽」本身。「現代社會一切都可以加速，但音樂是唯一無法加速的藝術，一旦加速味道就變了，必須用心按原速感受。」
他以著名貝斯手 Victor Wooten 的經歷說明：Wooten 小時候曾被帶去聽自己不喜歡的草根音樂，後來放下偏見仔細聆聽，才讀懂音樂人背後真摯的情感。薛弟兄談到，老一輩有較宏大的曲風與神學語言，新一代則有較隱晦、現代的風格，但兩者對上帝的情感，都可能同樣真摯。
訪談進入尾聲時，董牧師談起50年前的華福會歌《主愛中華 恩寵有加》。他坦言，自己最初再聽這首歌時曾感到尷尬，覺得歌詞有些「八股」；但重新進入50年前華人教會前輩的處境後，他從「主愛中華」聽見恩典，從「人道既窮，天道始通」想到信心，也從「造就門徒」與「高舉十字架」重新讀到教會的使命與基督。在本屆華福大會開幕式上，他先向會眾重新詮釋這首會歌，再帶領會眾同唱，形容那一刻彷彿跨越50年，與上一代信徒產生了共鳴。
薛弟兄聽後，把這種經驗稱為「關係性」的連結。他認為，面對一首陌生甚至不合自己口味的詩歌，聆聽的不只是旋律和文字，也包括唱它的人曾身處的年代，以及他們試圖表達的信仰。「當焦點不再是『我的文字 vs 你的文字』或『我的口味 vs 你的口味』，而是產生深層的欣賞與關係，跨世代同行就開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