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骅谈教会增长运动70年:当愈来愈像企业教会该如何走?

Todd Wilson 与 Carey Nieuwhof 深谈北美教会模式变迁 从"吸引型教会"到门徒倍增的重新思考

美国大型教会聚会场景与董家骅牧师照片合成图
美国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主堂聚会现场。董家骅牧师近日回应 Todd Wilson 关于"教会增长运动"的反思,重新检视大型教会模式、管理文化与门徒倍增之间的张力。 | 主图:Saddleback PICS Ministry/Edward Arce 小图:董家骅牧师

从大型聚会、目标导向,到今日备受讨论的"吸引型教会"模式,过去70年北美福音派教会的发展,深深影响了全球无数教会的运作方式。

近日,Exponential 联合创办人Todd Wilson在Carey Nieuwhof 牧师的领导力播客节目中,对这场长达70年、深刻塑造今日教会型态的"教会增长运动"提出深刻反思,直指其演化出的系统正面临逐渐失效与衰退的危机。

Todd Wilson耗费两年时间、进行上百小时的访谈,将这段历史写成《How Did We Get Here?》一书。这场对谈随即引发广泛回响,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董家骅牧师也在个人部落格撰文回应,从华人教会处境出发,重新检视这场运动留下的影响与张力。

一切始于印度宣教工场

这场影响全球教会数十年的运动起点并非北美巨型教会,而是1950年代的印度。现代教会增长运动之父唐纳·马盖文(Donald McGavran)在印度宣教期间发现,相距不远的两间教会增长情况却截然不同。这让他开始思考:教会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可以被观察、研究,甚至复制的原则。

Todd Wilson 特别强调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马盖文一生亲自建立十多间教会,但每间都不超过百人;他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单一堂会"能做多大",而是福音是否持续倍增、门徒是否不断被差遣出去。

Wilson 指出,这与今天许多人对"教会增长"的理解其实已经有相当大的距离。1961年,马盖文从宣教工场返回美国创立教会增长研究所,之后又于1965年将机构迁至富乐神学院,把自己在印度归纳出的宣教原则带入学术体系,也让教会增长理念开始在北美福音派教会迅速扩散。

当企业管理逻辑开始进入教会

到了1980年代,教会增长运动迎来另一个重要转折。以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为代表的现代管理学理念开始大量进入教会领域。

杜拉克虽然不是牧者,却透过商界人士鲍伯·布福(Bob Buford)对北美大型教会产生深远影响。鲍伯·布福长期接受杜拉克指导,并于1984年创办"领袖网络"(Leadership Network),开始有系统地把企业管理工具与领导模式带进教会。

杜拉克提出的"五个关键问题",包括"谁是你的顾客?""顾客重视什么?"等概念,也逐渐成为柳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与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策略规划的重要逻辑。

Todd Wilson 在访谈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平均一个今天坐在教会里的人很少意识到彼得‧杜拉克对他们所在教会的深远影响。"当时包括比尔·海波斯(Bill Hybels)与华理克(Rick Warren)等知名牧者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拉克理念影响。

与此同时,1970至80年代北美郊区化、消费文化兴起,以及电视媒体快速普及,也为"吸引型教会"(attractional church)模式提供了成熟土壤。水晶大教堂创办人舒乐牧师(Robert Schuller)当年鼓励年轻的海波斯"放大异象",更对他说出后来广为流传的一段话:"给上帝一个顶针,祂或许会填满它;给祂一个5加仑的水桶,祂也可能会填满;给祂一个55加仑的大铁桶,你可能会看见非常惊人的事发生。"

Wilson 坦言,这种思维始终带著某种张力:究竟是在凭信心相信上帝的大能,还是在追求单一堂会的极大化,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容易区分。

《目标导向教会》如何改变一代牧者

到了1990年代,华理克的《目标导向教会》(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几乎成为教会增长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操作手册。

Todd Wilson 形容这本书像是"教会增长运动的加速引擎"——概念清晰、架构简单,即使没有完整神学装备的人也容易上手。他估计,今天北美约有一半大型教会的创办人都曾有意识地采用目标导向模式。

不过他也指出,这套模式在实际传播过程中逐渐出现偏移。华理克原本设计"棒球跑垒"模型,是希望信徒能从初信一路成长为成熟门徒;然而不少教会后来却把焦点集中在"让更多人进入教会",大量资源投入聚会设计与新人吸引,门徒培育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Wilson 指出:"这是一种接触更多人的安全方法,然而我们却开始迎合人们的感知需要(felt needs),而不是真实需要。"

当年轻世代开始质疑大型教会模式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随著社会步入后现代文化,北美教会内部开始出现不同声音。许多年轻一代的领袖开始质疑传统的教会增长模式是否过度依赖消费主义、太像大企业,从而忽略了门徒的灵性深度。

这股反思浪潮的起点有著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内幕。Todd Wilson 在访谈中揭露,"新兴教会运动"(Emerging Church Movement)最初其实源于推动大型教会的幕后推手——"领袖网络"(Leadership Network)。1995年,"领袖网络"为了解决大型教会"如何交棒与动员下一代"的焦虑,召集了一群年轻的X世代领袖,包括马克·德里斯科(Mark Driscoll)、布莱恩·麦克拉伦(Brian McLaren)与丹·坎博(Dan Kimball)等人。

然而,这些年轻人并不想单纯复制上一代迎合感知需要的成功剧本。他们聚在一起后,共同关注的问题反而变成了"在后现代文化中建立使命教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场聚合后来逐渐分化:一部分人投入植堂与地方教会更新,另一部分则逐渐走向进步神学,形成后来被称为"新兴教会"(emergent church)的讨论圈。Wilson 坦言,这股潮流后来也与北美教会内部广泛的信仰解构现象产生连结。

同一时期,受神学家莱斯利·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影响的"使命教会运动"(Missional Church Movement)也逐渐兴起。这个运动强调教会不应只是吸引人进入聚会的中心,而是一群被差遣进入世界的人。

Wilson 回忆,自己当年其实对这群人颇不耐烦,甚至觉得他们妨碍了教会增长的"正事"。但他如今坦承:"现在回头看,他们当年写的很多书如果今天出版,很可能都会成为畅销书。他们其实超前了20年。"

董家骅牧师则在文章中特别指出,无论是新兴教会还是使命教会,其实都不是教会增长运动之外的现象,而更像是这场运动内部自然产生的修正与反思。

当牧者愈来愈像"企业领袖"

Todd Wilson 与 Carey Nieuwhof 在访谈中都不回避大型教会模式带来的结构性代价。当一间教会成长为拥有多个场地、数千会友的机构,它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一个企业。企业需要执行长、政策治理,以及去中心化的管理架构——而这一切都与保罗书信时代教会彼此守望的群体型态有著不小的距离。

Wilson 指出,随著教会规模扩大,牧者的一举一动愈来愈难被真正看见与监督,这也成为近年多起大型教会领袖丑闻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之一。Nieuwhof 也坦言,这种"品格跟不上平台"的危机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免疫"。

针对这段讨论,董家骅牧师特别引述 Wilson 的提醒:当牧者逐渐被塑造成"领袖"而非"牧者"时,明星文化便很容易形成。他也进一步反思,管理本身并非问题,但应重新回到"仆人"的位置,为福音使命与生命成长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教会方向。

董牧师也再次呼应 Wilson 的观点指出,马盖文当年谈的"教会增长",核心始终是灵魂得救,而不是组织扩张。他也语重心长地提醒:"一旦丑闻爆发,其传播速度与广度对社会大众造成的负面观感,也是整体教会界需要共同面对和承担之重。"

下一步:从"座位数"回到"差遣数"

在访谈的最后,Todd Wilson 描绘了他对未来教会的想像。他认为,过去70年的教会增长运动,其实更像是一场"演化"而不是彻底的"革命"。很多教会表面上不断更新,但底层运作逻辑始终没有真正改变。

他直言:"我们拥有一个作业系统,如果人们真的认真检视它,会发现这是一个正在逐渐死亡、已经过时的作业系统。"

Wilson 认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教会衡量成功的方式。未来的重点不再只是聚会有多少人,而是教会差遣了多少门徒、建立了多少新的群体。

董牧师则将这个方向总结为:未来教会衡量"成功"的方式,可能会从聚会人数逐渐转向差遣与门徒培育,而不再只是追求单一堂会的规模扩张。他也形容"这是一场从座位数到差遣数的根本变革"。

谈到如何面对下一代领袖,Nieuwhof 引述一位导师的话提醒婴儿潮与X世代:"你可以选择对抗,也可以选择资助。"他观察到,如今许多年轻世代其实并不排斥与上一代对话,而是在寻找真正的智慧与同行者。

董家骅:回到初衷,在历史中重新分辨

董家骅牧师在文章最后提出个人反思。他坦言,许多当代教会领袖即使口头上抗拒"教会增长运动"的术语,内心深处往往仍在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他认为与其全面否定这场运动,不如透过理解历史脉络来去芜存菁;既不因后来出现的问题否定其初衷,也承认教会始终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的教会"(reforming church)。

董牧师表示,这段访谈给他最大的提醒,是重新回到马盖文的原始精神。马盖文真正关心的并非个别堂会的膨胀或巨型建筑的建立,而是"集体教会的健康增长与门徒的倍增"。董家骅认为,这有助于校正今日教会过于狭隘的成功观与堂会观。

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过去几十年管理模式的导入虽然带来堂会快速增长,却也伴随"牧者CEO化"与"领袖明星化"的风险。他坦言:"虽然领袖跌倒并非明星领袖的专利,但当领袖明星化后,带来的试探和跌倒的风险的确变大了。"

对于近年兴起的新兴教会与使命导向教会运动,董牧师则认为,它们并非完全独立于教会增长运动之外,而更像是其中逐渐产生的"调节与修正机制",帮助教会重新反思在快速扩张与技术导向之外,教会真正存在的意义。

他最后提到,教会增长运动的历史也让人重新看见领袖培育的重要性。在资讯泛滥的时代,教会需要在群体守望中更坦诚地面对潜在危机与试探。

谈到未来教会的方向时,董牧师写道:"面对当前时代的变迁和挑战,教会的盼望首先在『上帝的作为』,其次是善用上帝赐与教会的『多元恩赐』,透过对话和交流,互相学习和搭配,以多元的福音宣教进路,见证上帝国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