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汉语公共神学会议于今年7月14日至16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议视频近日陆续在乐道YouTube频道发布。本届会议以"多元与公共神学"为主题，聚集来自各地的神学工作者、学者及公共实践者，探讨基督教信仰如何进入多元社会，并在具体的公共处境中作出回应。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现任《亚洲神学期刊》主编的龚立人博士在会中指出，传统的公共神学讨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西方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上。然而，根据近年在香港、缅甸等非西方地区的观察，他开始追问：当某些公共神学所预设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时，公共神学应当如何发展？
圣公会的"中间准则"
龚博士从20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圣公会传统中的"中间准则"（middle axioms）汲取灵感。他指出，这一神学传统特别强调道成肉身神学（theology of incarnation）及圣礼神学（sacramental theology），因此神学不能只停留在高度抽象的概念层面，而需要在抽象神学与具体处境之间，找出能够连接两者的价值与原则，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准则"。
他以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为例，说明"中间准则"的具体运用。坦普尔从基督教信仰中提炼出自由（freedom）、社会共融（social communion）及服事（service）三大原则，强调上帝的儿女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在人类群体中彼此服事。在此基础上，坦普尔进一步将这些原则发展为更具体的"中间准则"，包括：
- 获得可负担住房的权利；
- 提供公共教育；
- 制定最低工资；
- 建立员工代表机制；
- 保障充足的休闲时间；
- 保护言论、集会与结社的自由。
龚博士指出，坦普尔提出这些准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人权"的概念虽然已经存在，但《世界人权宣言》直到1948年才正式通过。因此，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坦普尔所提出的六项"中间准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后的人权理念互相呼应。
不过，龚博士提醒，"中间准则"本身具有处境性。教会并没有一套适用于所有时代与社会的"完整蓝图"，而是应当持守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并运用这些原则分析当代处境。
潘霍华的"神圣委托"
龚博士借用的第二个神学资源，是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神圣委托"（Divine Mandate）。潘霍华与坦普尔一样，认为世界与上帝国虽然有所区别，但两者在基督里得到联结，"绝不忘记世界在耶稣基督里被上主所爱、所审判并与之和好。"
潘霍华因此视工作、婚姻、政府与教会为"从上帝而来的委托"。它们并不具有拯救的功效（salvific efficacy），而属于"护理秩序"（Order of Preservation）的范畴。龚博士以"边界"比喻神圣委托：它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规定得非常具体，而是在一定界线之内给人自由；有时因应不同处境，人甚至需要越过原有的界线。
龚博士指出，"神圣委托"说与潘霍华身处的纳粹德国背景密切相关。当时部分德国教会认为，政府既然是上帝所设立，就不应受到抵抗。潘霍华则提出不同的理解：神圣委托的目的不是维护既有权力，而是维护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如果某种政治秩序或制度破坏人的尊严，基督徒就可以对其提出批判、抵抗，甚至反抗。
将"中间准则"与"神圣委托"并置之后，龚博士发现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提供神学原则与方向，却没有直接提供完整、具体的社会政策与行动方案。他认为，这既是神学的优点，也是它的限制。神学不是社会学，未必有能力直接制定每一项社会政策，因此整个"神学循环"（theological cycle）仍未完整。换言之，从神学原则走向具体实践之间，仍然欠缺一个重要的中介，这正是他提出"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的原因。
引入"社会设计"
龚博士将社会设计定义为"为公共、为社会而做的设计"，也是"社会自己的设计"。因此，社会设计并不是由设计者单方面决定什么对社会最好；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设计必须邀请社会中的其他人参与。
在"设计所引导的公共神学"框架下，公共神学不仅提供价值与原则，也需要提出一种公共想像；而社会设计的不同类型，则可以提供实践的方法论，将神学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具体设计。龚博士也提醒，这样的公共神学不一定要从宏大的政治框架出发，也可以从建立小型的实践原型（living prototypes）开始。他在问答环节补充，社会设计本身就需要接受冲突与失败，也可以在失败中继续前行。
龚博士特别指出，"设计"背后有一项重要信念："设计意味著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香港与缅甸等政治与社会环境艰难的地方，仍然可以从非常微小的事情开始改变。"我可以带来一些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有可能比现在更好。"他勉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