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處高度世俗化的社會,基督徒該如何界定「世俗」與「神聖」?近日,神學播客節目《小老百姓神學健身房》創作者毛樂祈(毛叔)邀請學者柏雨成博士,從華人教會頗為熟悉的護教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與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思想著手,剖析兩種不同的「世俗化」敘事,為華人教會重新省思信仰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提供重要視角。
柏雨成博士先後於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取得神學研究碩士(MTS)及哲學博士(PhD)學位,專精於教會歷史與基督教思想史研究,現任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與神學院(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教會歷史助理教授。

薛華:「神本 vs 人本」二元敘事
許多在傳統基要派背景中成長的華人基督徒,初次接觸系統梳理西方歷史文化、甚至深入探討藝術領域的薛華時,往往感到「大開眼界」。出身基要主義陣營的薛華,最具代表性的歷史敘事是將西方近代史二分為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本主義」路線,最終導向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另一條則是宗教改革以來的「神本主義」路線,孕育出英美等較為健康的民主制度。
柏博士坦言,他在偏基要派的福音派教會信主後的頭三年,也曾有一段「作為薛粉」的時期。當時他正思索如何從正統基督信仰的角度理解歐洲乃至中國社會的演變,而薛華提供了一套看似「能夠解釋一切」的宏大理論。閱讀薛華的代表作《前車可鑑》(How Should We Then Live?)時,他深受啟發,立志投入更深入的研究。

歷史的真貌:並非二元
然而,隨著對教會歷史的學習日益深入,柏博士逐漸發現,真實的歷史脈絡並不如薛華所描繪的那般簡單。
他以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加爾文為例指出,薛華將「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視為兩條截然對立路線的說法「站不住腳」。加爾文早年曾為羅馬哲學家塞涅卡(Seneca)的《論仁慈》(De Clementia)撰寫注釋,展現出對希臘羅馬古典思想的濃厚興趣;他主張由共和制與貴族制結合而成的「混合型良性政府」,這套政治理論直接承襲自亞里士多德;甚至在神學核心的預定論上,加爾文強調神聖主權、反對「上帝因預知人的行為而揀選」的立場,也與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一脈相承。柏博士總結,加爾文是一位將古典文化、中世紀神學與改教精神融會貫通的「整合者」,而非以反對文藝復興為己任的對立者。
薛華「神本 vs 人本」的二元史觀固然過於簡化,但柏博士對他抱持公允且具同情的理解:「薛華在人生中年階段於瑞士『庇護所』(L'Abri)與不同背景的人進行心平氣和、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對話;晚年時已經能夠察覺到理論的局限,這本身已經相當不容易。」他認為,對難免受時代局限的思想家,無需抱持過於苛刻的批判態度。
泰勒與《世俗時代》:作為一種「選項」的基督教
薛華將世俗化視為西方思想背離上帝的結果;相較之下,柏博士認為,泰勒在《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中的洞察更貼近社會現實與歷史真相。
泰勒認為,世俗化並非單純指道德滑坡或人對上帝的背離,而是一個已經發生的結構性社會現實:基督教信仰不再是社會預設的唯一前提,而是成為現代人眾多價值體系中的一個「可選項」(an option)。越來越多人習慣在無需訴諸超自然或超驗元素的情況下,依然能理性地探討如何過上良善且成熟的生活。
毛叔以日常生活為例,對這個觀點表示贊同:面對前幾年的全球疫情,現代人求助的是公共衛生體系、病毒學研究與疫苗開發,而非向祭司求神問卜;走進超商購物時,人們依據價格與折扣做決定;面對股市漲跌,信徒也不會直接將其歸因於上帝對個人信心的獎懲。
「我們生活的邏輯,基本上已經被現代社會的理性決定了大部分。」毛叔直言,基督徒需要誠實承認自己正生活在世俗社會的運作邏輯之中,並體認到「神聖」並不如薛華所認為的那般唾手可得。

柏雨成的提醒:「神聖時代」沒有那麼美好
面對部分基督徒對「重返神聖社會」的嚮往,柏博士在對談中拋出一個尖銳的提問:當代信徒是否真正思考過,回到教會直接統管社會的時代意味著什麼?
他以十六世紀加爾文時期的日內瓦與十七世紀清教徒治理的新英格蘭為例指出,在當時政教合一的嚴密管理下,信徒的宗教生活受到高度強制與監控:缺席主日聚會會被登記在案並處以罰款,在教堂打瞌睡甚至可能面臨罰款或杖責;若被認定屬靈操練不足,牧師還會動員鄰里公開譴責。他也提到,當時牧師的薪資來自強制徵收的「牧師稅」,約佔個人收入的百分之七至八。
柏博士幽默地以「穿越劇」作比喻提醒,人們憧憬「古代盛世」時,往往預設自己會成為掌權的勝利者,卻忽略了大部分人更可能淪為體制下的受壓迫者。
「如果我們真的想回到所謂教會掌權的時代,你怎麼能確保教會是以健康的方式來掌權呢?事實上很多教會就是以不健康的方式來掌權的。」
從更宏觀的歐洲史脈絡來看,柏博士指出,歐洲之所以走向世俗化,很大程度上源於宗教戰爭所留下的集體創傷。他以此提醒,盲目懷舊的背後可能隱藏著風險。
泰勒的啟發:「世俗時代」也沒有那麼糟糕
柏博士進一步指出,倘若政教合一的「神聖時代」並不如想像中美好,現代信徒所處的「世俗時代」也並非一無是處。
正如泰勒所言,世俗時代並不純然是負面的。它不僅意味著傳統宗教權威的鬆綁,更能激發出許多非世俗時代所無法孕育的生活創造力與真實的信仰活力。柏博士認為,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證。例如馬丁·路德將原屬教會的大量權力劃歸世俗政府管轄,若按薛華的標準衡量,這無疑背離了「教會掌權」的路線;但路德正是因為深刻體認到「唯有剝除體制才能激發出真正的信心」,才這樣做。柏博士強調,教會放棄外在的體制特權,並不必然導致信仰衰落,反而可能成為屬靈力量的新源頭。
因此,柏博士認為,「世俗社會究竟是好是壞」,關鍵在於如何界定「世俗」:「如果把世俗社會定義為『不能有任何基督教影響與思想的社會』,那肯定是不好的;但如果定義為『信仰是一個可選條件的社會』,那這個社會不見得是不好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產物。」
阿奎納:在世俗時代中看見神聖
既然信徒無法、也不必退回所謂的「神聖時代」,當代基督徒究竟該以何種心態面對「世俗時代」?
柏博士借用阿奎納的論述表示:「世間萬物都有它本身一定程度的內在目的和美善,而把這個美善追蹤到終極,它必然跟上帝的美善是相符的。因為世間每一個具體的美好,都在上帝那種終極的美好中得到了終極的體現,或者說它是上帝終極美好的一種類比。」因此,他鼓勵信徒在世俗領域之中發掘美善。
毛叔深表認同,並指出基督徒不能否定,當代人所享有的豐富物質與文化成果,同樣蘊含著上帝的恩典;信徒若始終抱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反而容易錯失向上帝感恩的機會。節目最後,他勉勵當代基督徒放下過度緊繃的二元界線,試著在一杯咖啡、一次交談這樣的日常片段中,體認上帝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