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处理政教关系上，有时还不如十九世纪的戴德生那种勇气。"
长期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姚西伊教授在谈及戴德生时如此感慨。这句话不仅是对前人的评价，更反映出了一个他长期关注的课题：当代教会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近日在百欧拉中心活力论坛（Biola Center Vitality Forum）主办的一场谈论信仰传承的访谈中，他分享了数十年的研究观察，直言今日教会比过去更需要历史视野。
姚教授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萌芽于文革后期的北京。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后赴美取得门诺会联合圣经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与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主修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在美深造期间，他因长期研究基督教历史而开始更深入接触基督信仰，最终受洗成为基督徒，并确认了用历史学训练来服事教会的呼召。
此后数十年间，姚教授持续深耕中国教会史与宣教学。2003至2011年间，他曾任教于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012年至今，现任美国哥顿－康维尔神学院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外，他也是高研院与拜欧拉中华神学研究中心的创立人之一。
教会史被边缘化，姚西伊：已造成后遗症
在不少神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教会史常被放在边缘位置。相较于圣经科、系统神学与实践神学，教会史有时被视为辅助科目，甚至由其他领域教师兼任。这种情况在华人神学教育中尤其明显，姚教授直言："这是有很大问题的，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在姚教授看来，教会史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学术问题，而与基督教信仰本身有关。基督教是一个历史性宗教，旧约记载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工作，新约则见证神藉著道成肉身进入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姚教授强调："我们和神相遇，我们和神交通都是在具体的历史当中展开，脱不掉历史。"若脱离历史，信仰很容易变得抽象，甚至失去根基。
但姚教授强调的，不仅是信仰的历史性这个神学命题，更是历史对现实事工的实际功用。他引用传道书"日光之下无新事"说，今天教会碰到的绝大多数挑战，其实以前都以各样形式出现过，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曾面对过、回应过，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姚教授形容，两千多年的教会历史更像一座等待开掘的矿脉，而非只能陈列观赏的博物馆。
姚教授还说，多读历史能养成两种思维：一是长线的战略性思维，不会被眼前的困局困住；二是处境化的视角，懂得分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脉络的异同，避免简单套用前人的做法。
谈及当代一些教会出现的问题与乱象，他直言这与忽视历史密切相关："没有历史，没有厚度。没有厚度，就是对历史比较忽视的一个结果。"一旦失去历史的厚重感，教会就很难拥有长线与处境化的思维。
教会史不是背年代，而是教会的集体记忆
姚教授也提醒，学习教会史不等于背年代、记事件。历史不只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也包括后人如何理解、诠释与承接这些经验。每一代信徒都会带著自己的处境重新阅读历史，因此教会史不是一份死的时间表，而是仍然能对今日教会说话的信仰记忆。
他将教会史定义为"教会这个信仰体的集体记忆"。他强调："集体记忆就是你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对教会而言，失去历史记忆，就意味著失去一部分自我。
被低估的中国教会史：从"屡仆屡起"看信仰韧性
谈到中国教会史在世界教会史中的地位，姚教授语气中带著惋惜。他指出，国际学界对中国基督教研究的重视程度相当高，但华人神学院自身却常常没有给予足够位置。
中国教会史并非近现代才开始。从唐朝景教传入，到元代也里可温群体，再到明清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对话，近现代各宗派又相继入华。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中多次进入、多次受挫，又多次重新生根。姚教授用"屡仆屡起"形容这段历史的特质，他生动地描述："就是多次失败，多次又重新进来，重新起来。"
他认为这段历史之所以重要，不只因为时间久远，更因为它长期面对儒佛道等成熟文化传统，迫使教会不断思考福音如何在中国处境中被理解、被传讲、被活出。
他对此总结道："福音在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和文化当中的道成肉身、落地、本土化、本色化，中国是最经典的例子。中国教会积累的历史经验是无比丰富的。"这些经验不只是中国教会自己的故事，也对世界教会具有参考价值。
不仅如此，这段充满张力的历史也形塑了中国教会独特的属灵气质。姚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来说教会在中国的主流社会文化处境当中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是一个少数派，从来没有做过老大。"这种长期的边缘地位，反而淬炼出中国教会懂得谦卑、为主受苦与坚韧不拔的强大生命力。
从景教到利玛窦：本色化不能失去信仰核心
姚教授也特别关注"本色化"问题。他指出，历史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帮助教会看见福音进入不同文化时可能面对的张力。
姚教授指出，景教大量借用儒佛道语言来传达信仰，但也引发后人对于如何在文化适应与信仰核心之间取得平衡的思考。他犀利地点出其过度本色化走向混合主义的风险："把圣经的独特性、真理性，埋没在儒佛道的这个本土的素材当中，这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的教训。"
相较之下，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尝试在儒家思想框架中解释基督教信仰，被姚教授视为神学处境化的重要作品，值得今日学界继续消化。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教会本色化又出现不同路径。在姚教授看来，相较于赵紫宸、吴雷川等知识分子主导的神学探索，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人的服事更贴近中国教会基层信徒的实际处境，因此产生了较深远的属灵影响。
姚教授点评道："他们确实是非常接地气，这个传统从十九世纪内地会，就一直继承下来。"面对今日处境，他指出前人走过的路仍值得参考，但当代教会若要在处境化上寻求突破，就必须"把对学术的追求、和对教会的热爱和委身能够结合起来，也要好好地、认真地下功夫去研究我们的处境……这三者结合起来。"
姚西伊最欣赏戴德生：因他看清宣教的核心使命
访谈最后，当被问及最欣赏的中国教会历史人物时，姚教授毫不犹豫地提到戴德生。真正令他深受触动的不只是戴德生的信心宣教原则，而是扬州教案之后的一个决定。
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若遇到教案，常会依据当时中外条约赋予外国人的特权，要求本国外交系统向清政府施压索赔。戴德生自己也曾遭遇损失，却决定此后内地会即使面对生命财产损失，也不诉诸外交施压，不要求清政府赔偿，而是放弃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为要赢得中国人的心。在当时不少西方传教士仍仰赖条约保护的背景下，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在姚教授眼中，这个决定显出戴德生超越时代的属灵眼光。戴德生并非出身显赫，也没有优越的学术背景，却比当时许多在华传教士看得更远。每次重读这段历史，姚教授都忍不住赞赏，也同时感到惋惜："今天我们在处理政教关系上，有时还不如十九世纪的戴德生有这种勇气。"
在他看来，戴德生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始终清楚宣教的核心使命。正如姚教授所言："我服侍的主是什么，我核心使命是什么，为了这个我做决定，不受世俗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影响。"戴德生正是以此为准则，不让世俗权利与政治利益取代福音本身。
这种对使命的坚持，也反映出姚教授对教会历史价值的理解。对他而言，教会历史从来不只是帮助人记住过去，而是帮助教会在变动的时代中辨认自己的身份与使命。正如他所形容的，读历史能让人不受限于一时一地的困局，"跳出来，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的位置就摆对了"。透过回望前人的信心与失败，教会也能发现，许多看似全新的挑战，其实早已有圣徒在不同处境中走过。他认为，学习教会史不是退回过去，而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现在。
（本文根据神学教育工作者戴永富博士于百欧拉中心活力论坛对姚西伊教授的访谈整理报导，原讲座影片发布于百欧拉中心活力论坛官方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