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驊談教會增長運動70年:當愈來愈像企業教會該如何走?

Todd Wilson 與 Carey Nieuwhof 深談北美教會模式變遷 從「吸引型教會」到門徒倍增的重新思考

美國大型教會聚會場景與董家驊牧師照片合成圖
美國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主堂聚會現場。董家驊牧師近日回應 Todd Wilson 關於「教會增長運動」的反思,重新檢視大型教會模式、管理文化與門徒倍增之間的張力。 | 主圖:Saddleback PICS Ministry/Edward Arce 小圖:董家驊牧師

從大型聚會、目標導向,到今日備受討論的「吸引型教會」模式,過去70年北美福音派教會的發展,深深影響了全球無數教會的運作方式。

近日,Exponential 聯合創辦人Todd Wilson在Carey Nieuwhof 牧師的領導力播客節目中,對這場長達70年、深刻塑造今日教會型態的「教會增長運動」提出深刻反思,直指其演化出的系統正面臨逐漸失效與衰退的危機。

Todd Wilson耗費兩年時間、進行上百小時的訪談,將這段歷史寫成《How Did We Get Here?》一書。這場對談隨即引發廣泛迴響,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董家驊牧師也在個人部落格撰文回應,從華人教會處境出發,重新檢視這場運動留下的影響與張力。

一切始於印度宣教工場

這場影響全球教會數十年的運動起點並非北美巨型教會,而是1950年代的印度。現代教會增長運動之父唐納·馬蓋文(Donald McGavran)在印度宣教期間發現,相距不遠的兩間教會增長情況卻截然不同。這讓他開始思考:教會增長是否存在某種可以被觀察、研究,甚至複製的原則。

Todd Wilson 特別強調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馬蓋文一生親自建立十多間教會,但每間都不超過百人;他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單一堂會「能做多大」,而是福音是否持續倍增、門徒是否不斷被差遣出去。

Wilson 指出,這與今天許多人對「教會增長」的理解其實已經有相當大的距離。1961年,馬蓋文從宣教工場返回美國創立教會增長研究所,之後又於1965年將機構遷至富樂神學院,把自己在印度歸納出的宣教原則帶入學術體系,也讓教會增長理念開始在北美福音派教會迅速擴散。

當企業管理邏輯開始進入教會

到了1980年代,教會增長運動迎來另一個重要轉折。以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為代表的現代管理學理念開始大量進入教會領域。

杜拉克雖然不是牧者,卻透過商界人士鮑伯·布福(Bob Buford)對北美大型教會產生深遠影響。鮑伯·布福長期接受杜拉克指導,並於1984年創辦「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開始有系統地把企業管理工具與領導模式帶進教會。

杜拉克提出的「五個關鍵問題」,包括「誰是你的顧客?」「顧客重視什麼?」等概念,也逐漸成為柳溪社區教會(Willow Creek)與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策略規劃的重要邏輯。

Todd Wilson 在訪談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語氣平靜,卻意味深長:「平均一個今天坐在教會裡的人很少意識到彼得‧杜拉克對他們所在教會的深遠影響。」當時包括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與華理克(Rick Warren)等知名牧者都曾直接或間接受到杜拉克理念影響。

與此同時,1970至80年代北美郊區化、消費文化興起,以及電視媒體快速普及,也為「吸引型教會」(attractional church)模式提供了成熟土壤。水晶大教堂創辦人舒樂牧師(Robert Schuller)當年鼓勵年輕的海波斯「放大異象」,更對他說出後來廣為流傳的一段話:「給上帝一個頂針,祂或許會填滿它;給祂一個5加侖的水桶,祂也可能會填滿;給祂一個55加侖的大鐵桶,你可能會看見非常驚人的事發生。」

Wilson 坦言,這種思維始終帶著某種張力:究竟是在憑信心相信上帝的大能,還是在追求單一堂會的極大化,兩者之間其實並不容易區分。

《目標導向教會》如何改變一代牧者

到了1990年代,華理克的《目標導向教會》(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幾乎成為教會增長運動最具代表性的操作手冊。

Todd Wilson 形容這本書像是「教會增長運動的加速引擎」——概念清晰、架構簡單,即使沒有完整神學裝備的人也容易上手。他估計,今天北美約有一半大型教會的創辦人都曾有意識地採用目標導向模式。

不過他也指出,這套模式在實際傳播過程中逐漸出現偏移。華理克原本設計「棒球跑壘」模型,是希望信徒能從初信一路成長為成熟門徒;然而不少教會後來卻把焦點集中在「讓更多人進入教會」,大量資源投入聚會設計與新人吸引,門徒培育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Wilson 指出:「這是一種接觸更多人的安全方法,然而我們卻開始迎合人們的感知需要(felt needs),而不是真實需要。」

當年輕世代開始質疑大型教會模式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隨著社會步入後現代文化,北美教會內部開始出現不同聲音。許多年輕一代的領袖開始質疑傳統的教會增長模式是否過度依賴消費主義、太像大企業,從而忽略了門徒的靈性深度。

這股反思浪潮的起點有著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內幕。Todd Wilson 在訪談中揭露,「新興教會運動」(Emerging Church Movement)最初其實源於推動大型教會的幕後推手——「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1995年,「領袖網絡」為了解決大型教會「如何交棒與動員下一代」的焦慮,召集了一群年輕的X世代領袖,包括馬克·德里斯科(Mark Driscoll)、布萊恩·麥克拉倫(Brian McLaren)與丹·坎博(Dan Kimball)等人。

然而,這些年輕人並不想單純複製上一代迎合感知需要的成功劇本。他們聚在一起後,共同關注的問題反而變成了「在後現代文化中建立使命教會,究竟會是什麼樣子」?

然而這場聚合後來逐漸分化:一部分人投入植堂與地方教會更新,另一部分則逐漸走向進步神學,形成後來被稱為「新興教會」(emergent church)的討論圈。Wilson 坦言,這股潮流後來也與北美教會內部廣泛的信仰解構現象產生連結。

同一時期,受神學家萊斯利·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影響的「使命教會運動」(Missional Church Movement)也逐漸興起。這個運動強調教會不應只是吸引人進入聚會的中心,而是一群被差遣進入世界的人。

Wilson 回憶,自己當年其實對這群人頗不耐煩,甚至覺得他們妨礙了教會增長的「正事」。但他如今坦承:「現在回頭看,他們當年寫的很多書如果今天出版,很可能都會成為暢銷書。他們其實超前了20年。」

董家驊牧師則在文章中特別指出,無論是新興教會還是使命教會,其實都不是教會增長運動之外的現象,而更像是這場運動內部自然產生的修正與反思。

當牧者愈來愈像「企業領袖」

Todd Wilson 與 Carey Nieuwhof 在訪談中都不迴避大型教會模式帶來的結構性代價。當一間教會成長為擁有多個場地、數千會友的機構,它某種程度上也已經成為一個企業。企業需要執行長、政策治理,以及去中心化的管理架構——而這一切都與保羅書信時代教會彼此守望的群體型態有著不小的距離。

Wilson 指出,隨著教會規模擴大,牧者的一舉一動愈來愈難被真正看見與監督,這也成為近年多起大型教會領袖醜聞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之一。Nieuwhof 也坦言,這種「品格跟不上平台」的危機沒有任何人能完全「免疫」。

針對這段討論,董家驊牧師特別引述 Wilson 的提醒:當牧者逐漸被塑造成「領袖」而非「牧者」時,明星文化便很容易形成。他也進一步反思,管理本身並非問題,但應重新回到「僕人」的位置,為福音使命與生命成長服務,而不是反過來主導教會方向。

董牧師也再次呼應 Wilson 的觀點指出,馬蓋文當年談的「教會增長」,核心始終是靈魂得救,而不是組織擴張。他也語重心長地提醒:「一旦醜聞爆發,其傳播速度與廣度對社會大眾造成的負面觀感,也是整體教會界需要共同面對和承擔之重。」

下一步:從「座位數」回到「差遣數」

在訪談的最後,Todd Wilson 描繪了他對未來教會的想像。他認為,過去70年的教會增長運動,其實更像是一場「演化」而不是徹底的「革命」。很多教會表面上不斷更新,但底層運作邏輯始終沒有真正改變。

他直言:「我們擁有一個作業系統,如果人們真的認真檢視它,會發現這是一個正在逐漸死亡、已經過時的作業系統。」

Wilson 認為,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教會衡量成功的方式。未來的重點不再只是聚會有多少人,而是教會差遣了多少門徒、建立了多少新的群體。

董牧師則將這個方向總結為:未來教會衡量「成功」的方式,可能會從聚會人數逐漸轉向差遣與門徒培育,而不再只是追求單一堂會的規模擴張。他也形容「這是一場從座位數到差遣數的根本變革」。

談到如何面對下一代領袖,Nieuwhof 引述一位導師的話提醒嬰兒潮與X世代:「你可以選擇對抗,也可以選擇資助。」他觀察到,如今許多年輕世代其實並不排斥與上一代對話,而是在尋找真正的智慧與同行者。

董家驊:回到初衷,在歷史中重新分辨

董家驊牧師在文章最後提出個人反思。他坦言,許多當代教會領袖即使口頭上抗拒「教會增長運動」的術語,內心深處往往仍在追求同樣的目標。因此,他認為與其全面否定這場運動,不如透過理解歷史脈絡來去蕪存菁;既不因後來出現的問題否定其初衷,也承認教會始終是一個需要「不斷更新的教會」(reforming church)。

董牧師表示,這段訪談給他最大的提醒,是重新回到馬蓋文的原始精神。馬蓋文真正關心的並非個別堂會的膨脹或巨型建築的建立,而是「集體教會的健康增長與門徒的倍增」。董家驊認為,這有助於校正今日教會過於狹隘的成功觀與堂會觀。

與此同時,他也提醒,過去幾十年管理模式的導入雖然帶來堂會快速增長,卻也伴隨「牧者CEO化」與「領袖明星化」的風險。他坦言:「雖然領袖跌倒並非明星領袖的專利,但當領袖明星化後,帶來的試探和跌倒的風險的確變大了。」

對於近年興起的新興教會與使命導向教會運動,董牧師則認為,它們並非完全獨立於教會增長運動之外,而更像是其中逐漸產生的「調節與修正機制」,幫助教會重新反思在快速擴張與技術導向之外,教會真正存在的意義。

他最後提到,教會增長運動的歷史也讓人重新看見領袖培育的重要性。在資訊氾濫的時代,教會需要在群體守望中更坦誠地面對潛在危機與試探。

談到未來教會的方向時,董牧師寫道:「面對當前時代的變遷和挑戰,教會的盼望首先在『上帝的作為』,其次是善用上帝賜與教會的『多元恩賜』,透過對話和交流,互相學習和搭配,以多元的福音宣教進路,見證上帝國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