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處理政教關係上，有時還不如十九世紀的戴德生那種勇氣。」
長期研究中國教會史的姚西伊教授在談及戴德生時如此感慨。這句話不僅是對前人的評價，更反映出了一個他長期關注的課題：當代教會如何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
近日在百歐拉中心活力論壇（Biola Center Vitality Forum）主辦的一場談論信仰傳承的訪談中，他分享了數十年的研究觀察，直言今日教會比過去更需要歷史視野。
姚教授對歷史的濃厚興趣萌芽於文革後期的北京。他在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後赴美取得門諾會聯合聖經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與波士頓大學神學博士，主修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在美深造期間，他因長期研究基督教歷史而開始更深入接觸基督信仰，最終受洗成為基督徒，並確認了用歷史學訓練來服事教會的呼召。
此後數十年間，姚教授持續深耕中國教會史與宣教學。2003至2011年間，他曾任教於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12年至今，現任美國哥頓－康維爾神學院教授。除了教學與研究工作外，他也是高研院與拜歐拉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的創立人之一。
教會史被邊緣化，姚西伊：已造成後遺症
在不少神學院的課程設置中，教會史常被放在邊緣位置。相較於聖經科、系統神學與實踐神學，教會史有時被視為輔助科目，甚至由其他領域教師兼任。這種情況在華人神學教育中尤其明顯，姚教授直言：「這是有很大問題的，也造成了一些後遺症。」
在姚教授看來，教會史的重要性並不只是學術問題，而與基督教信仰本身有關。基督教是一個歷史性宗教，舊約記載上帝在以色列歷史中工作，新約則見證神藉著道成肉身進入具體的時間與空間。姚教授強調：「我們和神相遇，我們和神交通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當中展開，脫不掉歷史。」若脫離歷史，信仰很容易變得抽象，甚至失去根基。
但姚教授強調的，不僅是信仰的歷史性這個神學命題，更是歷史對現實事工的實際功用。他引用傳道書「日光之下無新事」說，今天教會碰到的絕大多數挑戰，其實以前都以各樣形式出現過，歷世歷代的聖徒都曾面對過、回應過，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姚教授形容，兩千多年的教會歷史更像一座等待開掘的礦脈，而非只能陳列觀賞的博物館。
姚教授還說，多讀歷史能養成兩種思維：一是長線的戰略性思維，不會被眼前的困局困住；二是處境化的視角，懂得分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脈絡的異同，避免簡單套用前人的做法。
談及當代一些教會出現的問題與亂象，他直言這與忽視歷史密切相關：「沒有歷史，沒有厚度。沒有厚度，就是對歷史比較忽視的一個結果。」一旦失去歷史的厚重感，教會就很難擁有長線與處境化的思維。
教會史不是背年代，而是教會的集體記憶
姚教授也提醒，學習教會史不等於背年代、記事件。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過什麼，也包括後人如何理解、詮釋與承接這些經驗。每一代信徒都會帶著自己的處境重新閱讀歷史，因此教會史不是一份死的時間表，而是仍然能對今日教會說話的信仰記憶。
他將教會史定義為「教會這個信仰體的集體記憶」。他強調：「集體記憶就是你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對教會而言，失去歷史記憶，就意味著失去一部分自我。
被低估的中國教會史：從「屢仆屢起」看信仰韌性
談到中國教會史在世界教會史中的地位，姚教授語氣中帶著惋惜。他指出，國際學界對中國基督教研究的重視程度相當高，但華人神學院自身卻常常沒有給予足夠位置。
中國教會史並非近現代才開始。從唐朝景教傳入，到元代也里可溫群體，再到明清耶穌會士與中國文化的深度對話，近現代各宗派又相繼入華。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中多次進入、多次受挫，又多次重新生根。姚教授用「屢仆屢起」形容這段歷史的特質，他生動地描述：「就是多次失敗，多次又重新進來，重新起來。」
他認為這段歷史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時間久遠，更因為它長期面對儒佛道等成熟文化傳統，迫使教會不斷思考福音如何在中國處境中被理解、被傳講、被活出。
他對此總結道：「福音在儒家文化主導的社會和文化當中的道成肉身、落地、本土化、本色化，中國是最經典的例子。中國教會積累的歷史經驗是無比豐富的。」這些經驗不只是中國教會自己的故事，也對世界教會具有參考價值。
不僅如此，這段充滿張力的歷史也形塑了中國教會獨特的屬靈氣質。姚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來說教會在中國的主流社會文化處境當中是處於一個弱勢的，是一個少數派，從來沒有做過老大。」這種長期的邊緣地位，反而淬鍊出中國教會懂得謙卑、為主受苦與堅韌不拔的強大生命力。
從景教到利瑪竇：本色化不能失去信仰核心
姚教授也特別關注「本色化」問題。他指出，歷史提供了一條重要路徑，幫助教會看見福音進入不同文化時可能面對的張力。
姚教授指出，景教大量借用儒佛道語言來傳達信仰，但也引發後人對於如何在文化適應與信仰核心之間取得平衡的思考。他犀利地點出其過度本色化走向混合主義的風險：「把聖經的獨特性、真理性，埋沒在儒佛道的這個本土的素材當中，這是他失敗的一個主要的教訓。」
相較之下，明末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嘗試在儒家思想框架中解釋基督教信仰，被姚教授視為神學處境化的重要作品，值得今日學界繼續消化。
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本色化又出現不同路徑。在姚教授看來，相較於趙紫宸、吳雷川等知識分子主導的神學探索，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等人的服事更貼近中國教會基層信徒的實際處境，因此產生了較深遠的屬靈影響。
姚教授點評道：「他們確實是非常接地氣，這個傳統從十九世紀內地會，就一直繼承下來。」面對今日處境，他指出前人走過的路仍值得參考，但當代教會若要在處境化上尋求突破，就必須「把對學術的追求、和對教會的熱愛和委身能夠結合起來，也要好好地、認真地下功夫去研究我們的處境……這三者結合起來。」
姚西伊最欣賞戴德生：因他看清宣教的核心使命
訪談最後，當被問及最欣賞的中國教會歷史人物時，姚教授毫不猶豫地提到戴德生。真正令他深受觸動的不只是戴德生的信心宣教原則，而是揚州教案之後的一個決定。
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若遇到教案，常會依據當時中外條約賦予外國人的特權，要求本國外交系統向清政府施壓索賠。戴德生自己也曾遭遇損失，卻決定此後內地會即使面對生命財產損失，也不訴諸外交施壓，不要求清政府賠償，而是放棄條約所賦予的權利，為要贏得中國人的心。在當時不少西方傳教士仍仰賴條約保護的背景下，這樣的決定並不容易。
在姚教授眼中，這個決定顯出戴德生超越時代的屬靈眼光。戴德生並非出身顯赫，也沒有優越的學術背景，卻比當時許多在華傳教士看得更遠。每次重讀這段歷史，姚教授都忍不住讚賞，也同時感到惋惜：「今天我們在處理政教關係上，有時還不如十九世紀的戴德生有這種勇氣。」
在他看來，戴德生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他始終清楚宣教的核心使命。正如姚教授所言：「我服侍的主是什麼，我核心使命是什麼，為了這個我做決定，不受世俗的各種各樣的想法的影響。」戴德生正是以此為準則，不讓世俗權利與政治利益取代福音本身。
這種對使命的堅持，也反映出姚教授對教會歷史價值的理解。對他而言，教會歷史從來不只是幫助人記住過去，而是幫助教會在變動的時代中辨認自己的身份與使命。正如他所形容的，讀歷史能讓人不受限於一時一地的困局，「跳出來，放到歷史的長河當中，你的位置就擺對了」。透過回望前人的信心與失敗，教會也能發現，許多看似全新的挑戰，其實早已有聖徒在不同處境中走過。他認為，學習教會史不是退回過去，而是為了更清醒地面對現在。
（本文根據神學教育工作者戴永富博士於百歐拉中心活力論壇對姚西伊教授的訪談整理報導，原講座影片發佈於百歐拉中心活力論壇官方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