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功堂會走向餐桌小教會 周榮輝重想教會如何進入生活

參照保羅初期教會模式 在家庭、職場與鄰舍實踐信仰

餐桌上的群體交流
一群人圍坐桌旁交流與記錄的示意畫面。圖中人物與本文受訪者及相關教會無關。 | Dylan Gillis/Unsplash

一間人數穩定增長、領袖培育成熟,甚至能向海外教會分享轉型經驗的堂會,為何仍讓牧者感到不安?

2017年以前,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蒙恩堂周榮輝牧師已帶領教會完成細胞小組轉型。教會人數穩定增長,領袖培育也獲得肯定,他更受邀前往泰國、挪威及香港其他教會分享經驗。然而,每當他離開香港,許多決定仍要等他回來才能處理;教會也需要不斷舉辦活動、提升設備及維持講台與敬拜水準,才能繼續向前。

「無論我們做得多麼成功,教會依然必須源源不絕地舉辦各種活動,才能推動整間教會繼續往前走。」周牧師近日在世界華福中心《使命門徒》EP294〈到處都是小教會:從一餐飯開始——訪談香港周榮輝牧師〉節目中回憶。

外在成果沒有消除他心中的疑問。當他重新查考使徒保羅建立教會的經歷,看見保羅往往停留數年便離開,教會即使面對問題,仍能自行發展,他開始反思自己熟悉的模式。

「這讓我心裡非常不安與不滿足,我深刻覺得自己與目前的模式一定出現了某些問題。」他說。

放下熟悉的成功模式

2017年適逢蒙恩堂成立60週年。周牧師沒有選擇舉辦大型慶祝活動,而是邀請團隊每個月聚集,一起尋求教會未來的方向。經過十個月,他們確立了建立60間小教會的異象。

「坦白說,剛聽到『小教會』這個概念時,我完全是零知識、零經驗,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小教會。」周牧師如此形容當時的自己。

得知Francis Chan(陳恩藩)牧師離開大型教會後,推動家庭教會,他便與太太前往美國,參加「We Are Church」為期一週的訓練,並隨同當地團隊參與外展。

美國家庭的居住環境與香港差異甚大,一度讓他感到這種模式難以移植。「我發現他們家裡的洗手間比我們在香港的整個房子還大,在香港根本不可能照搬這種家庭教會模式。」經過交流,他逐漸意識到,需要學習的並非外在形式,而是重視門徒訓練、建立緊密關係,以及與上帝關係保持熱切的內在文化。

另一個轉折發生在菲律賓。蒙恩堂過去牧養一群在港工作的菲律賓姊妹,她們通常工作兩至四年後便返回家鄉。教會曾向她們提供英文門徒訓練,卻缺乏讓她們回國後繼續實踐的架構。其後,團隊在馬尼拉山區舉辦門徒造就運動(DMM)訓練,聚集已返回菲律賓的姊妹。

周牧師回憶,在當地條件簡樸的山頭上,他與太太分別感受到同一個問題:是否願意放下過去在大型堂會取得的成果,投入一條尚未熟悉的道路。兩人各自向上帝回應:「主若願意,我們就做。」

當「小家」走進工廈與店舖

香港本地的嘗試隨後展開。此前,一名二十歲出頭、只接受過一年簡單裝備的年輕人,在教會支持下前往泰國南部服事,從分享信仰到建立教會,逐步獨立承擔各項工作。

這段經歷促使周牧師重新審視香港教會的領袖培育。他問道:「為什麼一個人在泰南可以獨當一面,而香港身邊受過大量訓練的領袖卻做不到?」

他於是邀請小組領袖離開原有場地,到香港不同社區開展「小家」(小型家庭教會)。首批只有兩三位領袖回應,其中一人在工廠大廈開始聚會,不到半年便有約十人一起讀經及分享信仰;另一對夫婦走進西貢的店舖,在日間生意較空閒時與店員建立關係,後來更經由新朋友進入海下灣一帶,與當地居民建立定期聚會。

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及其後疫情爆發,傳統堂會一度無法維持實體聚會,這些以家庭和關係為基礎的「小家」卻沒有停止。成員到彼此家中吃飯、讀經和禱告,也自行購買物資,探訪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及垃圾站工人。

過去,許多事工需要周牧師親自決定和推動,這些「小家」則逐漸展現自主性。他形容,當時自己「只要買些飲料去探望她們就好,大家都能主動推動事工」。

然而,這些「小家」的人數雖有人數增長,經過一兩年,卻沒有如DMM理論所描述的迅速倍增。離開傳統堂會原有的訓練系統後,下一代領袖如何培育、聖餐與洗禮如何處理,也令周牧師感到困惑。

若重新建立一套集中式神學訓練,又可能回到原有架構。這些問題促使他再次查考初期教會,並反省過去習慣以主日人數、預算及建築規模衡量教會發展的方式。在這段期間,他寫下第一本書《到處都是小教會》,同時也意識到,初期的實踐仍有許多地方需要調整。

從聚會人數轉向群體生命

2021年後,周牧師將探索稱為「小教會的2.0階段」。透過研讀保羅書信,他逐漸以「大家庭」理解教會,重視家庭成員在婚姻、親子、工作與鄰舍關係中所發揮的生命影響。

他過去曾疑惑,保羅討論教會時,為何用大量篇幅處理夫妻、親子和主僕關係。隨著實踐推進,他開始看見家庭在教會生活中的位置,也思考建立流動的領袖支援網絡:當小教會面對困難時,由具有不同恩賜的領袖提供協助、訓練和糾正,問題處理後,再把帶領責任交回當地群體。

這項轉變也進入聖經的教導。講道近30年的周牧師坦言,單向宣講即使內容精彩,也未必能在會眾生命中留下長久印象。

「無論講得多好,弟兄姊妹很快就會忘記,甚至我自己到了下午或隔週也會忘記講過什麼。」他說。

因此,團隊開始訓練領袖認識聖經的世界與背景,並以提問和討論,引導成員思考經文如何回應生活。「我們必須訓練下一代領袖懂得將二千年前的聖經真理,轉化並對接到今日生活、職場壓力與夫妻關係中。」

青年小家的聚會也不再只是按章讀經。成員圍坐餐桌,把工作中的真實難題帶進討論,例如,面對老闆要求說謊時,基督徒應如何回應。眾人在彼此信任的環境中,一起從聖經尋找原則、交換看法並彼此代禱。

這類聚會往往從晚上7時持續至午夜。周牧師笑言:「對我這個五十多歲的人來說,十二點我已經睡覺了;但對年輕人來說,十二點可能才是最精采的時刻。」這也讓他看到,群體生活需要因應參與者的實際節奏,保留足夠彈性。

十餐飯之後,小教會如何繼續走下去

為了支援不同堂會的領袖,團隊於2020年前後成立獨立機構「馬可網絡」(Marco Network),推動領袖訓練與小教會實踐。周牧師也開設「十餐飯」課程,透過陪伴同工和領袖吃十次飯,示範如何在餐桌上展開對話、門訓與群體生活。

他先後開辦15期課程,陪伴同工和領袖一頓一頓吃下去。「因為開了15期課程、吃了上百頓飯,我的體重甚至增加了十多公斤,像個球一樣!」他笑著說。這段帶著幽默的經歷,也呈現了「一餐飯」在小教會中並非活動包裝,而是一種透過長期相處建立信任、談論生活和培育領袖的方式。

隨著小教會逐漸發展,分散的群體也需要更穩定的支援。近一兩年,團隊建立名為「集」(Cluster)的中層架構,由較成熟、具有長老份量的領袖,連結三至四間小教會,提供交流、陪伴與品質關懷,使各個群體在保有自主空間的同時,也能獲得適切的支援與導正。

部分接受培育的年輕領袖,開始在規劃戀愛、婚姻與置業時,思考未來的家庭如何成為接待他人、分享信仰及建立群體的地方。小教會不再只是教會安排的一項聚會,而逐漸進入他們對家庭及人生方向的想像。

蒙恩堂目前採取「雙軌模式」,一方面保留傳統堂會與細胞小組系統,另一方面讓小教會獨立運作。對周牧師而言,兩者並非彼此取代。無論採用哪一種形式,真正需要建立的,都是一種彼此欣賞、願意接觸社區,並讓信仰進入日常關係的教會文化。

從美國家庭教會的空間落差,到香港的工廈、店舖與一張張餐桌,周牧師也愈來愈審慎看待各種成功經驗。他沒有把小教會當作可以直接移植的現成方案,也不主張所有堂會都採用相同做法。

「不要聽見某種做法就立刻照抄,而是要在團隊中建立充分對話的空間,回到最根本的DNA,一起重新探討什麼是教會、如何訓練領袖。」他說。

2017年,蒙恩堂在60週年之際放下原定的慶祝,用十個月尋求下一步;多年後,經歷小家植堂、疫情考驗、餐桌門訓與領袖網絡的建立,周牧師給堂會領袖的第一項建議,仍然回到當年出發時的姿態。

「保持對上帝的開放。」他說,「在禱告中不斷詢問:『主啊,祢想要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