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父親節》背後的眼淚：捐精受孕的孩子細訴傷痛與難言之苦

(文章来自香港性文化学会，蒙允转载。原文连结：《匿名父亲节》背后的眼泪：捐精受孕的孩子细诉伤痛与难言之苦——身份危机与谱系困惑、家族病史的缺欠、恐恋上亲人意外乱伦）

她很想找到亲父，因为她觉得那是生命的重要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就没有她—史蒂芬妮—了

"一位捐精者，一百五十名后代。"——《纽约时报》，2011

"捐精受孕的孩子寻找著失落的身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2011

"加拿大法院禁止匿名精子及卵子捐赠"——《大自然新闻》(Nature News) ，2011

"随著捐精使用量的增加，保密可构成健康隐忧"——《纽约时报》，2011

在人工生殖科技中，有时会涉及到"捐精"。"捐精"听起来是"性价比极高"的善事——毫不费力又能帮助别人，甚至有著"捐血"、"捐器官"那种光环。"捐精"帮助了什么人？可能是极想拥有孩子的不育夫妇，或是想满足自己生孩子欲望的单身人士，或是想有权力精挑选后代基因的人——任何想有孩子但因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想以自然怀孕的方式成孕的人。

然而，以上提到的得益者，都只是那光顾人工生殖服务的成年人。他们成功购买了精子、生下了孩子，欲望得到满足了，那么那些生下来的孩子的基本人权——知道亲父身份并由其养育成人的权利——又如何呢？在这庞大的生育市场中，这个问题似乎无人理会，没有人停下来思考一下这做法会对孩子的健康和福祉造成怎样的伤害。

不要以为这些只是西方的事件，捐精技术亦已影响著东方，例如内地富豪女CEO叶海洋买精子生子的新闻已铺天盖地在网络流传，参考：《内地女CEO叶海洋第3度赴美买精诞混血双胞胎网民：女人的骄傲》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3096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11年，美国生物伦理与文化中心(The Center for Bioethics and Culture,CBC)制作了近45分钟长的影片 Anonymous Father’s Day（中文试译：《匿名父亲节》），揭示捐精受孕孩子（现已成年）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伤痛和难言之苦。CBC在影片中指出，很难估计实际有多少人是捐精受孕的，估算单是在美国，每年就有大约三万至六万名孩子是经由捐精制造的。生育科技产业有著环球的商机，庞大的金钱诱因，使人忽视当中的祸害。精子和卵子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却是几乎没有监管和追踪捐赠者和因而受孕孩子的身份。有谁关心过这些孩子的需要和渴望？

他们重点访问了三位捐精受孕孩子的心声：史蒂芬妮(Stephanie)、巴里(Barry)及阿兰娜·纽曼(Alana S. Newman)。

一、史蒂芬妮史蒂芬妮："当我七岁时，家人挂起了全家幅，有爸爸、妈妈、我和妹妹。多年来我一直看著这幅照片，常常想起《芝麻街》的歌：『这里有一样东西不属于这里、这里有一样东西与其他不一样……』我总觉得我就是那一样东西。我的妹妹与妈妈的样貌相似，而即使我有黑头发，像爸爸一样，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他相似。"

史蒂芬妮的父母一直向她隐瞒真相，而她亦选择相信父母的各种解释。她有一段时间尝试不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自己已婚生子，年轻妈妈更是没有时间理会自己。当自己的儿子一天一天的长大，长得愈来愈似自己，史蒂芬妮便与丈夫分享到她怀疑自己是领养的，但很快又抛弃了这想法，因为她听过妈妈腹中怀著自己的故事，又见过那些照片，所以她不敢再想自己不是亲生的。

直到爸爸柏金逊病发作，又有糖尿病和其他重大健康问题，爸爸的病情每况愈下。史蒂芬妮知道有许多健康问题是遗传的，她问妈妈关于爸爸的病和将来会如何，因为她考虑到这是自己的家族病史。这时候，妈妈终于向她坦白，说出了史蒂芬妮的受孕真相。妈妈告诉她说，爸爸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当史蒂芬妮听到后，便觉得自己鼻子的模样终于变得合理，还有那令自己感到异类的全家幅，那怪异的感觉终于得到解答。

已成年多时的史蒂芬妮在影片中表示，自己在两年前知悉自己受孕的真相，起初她似乎能应付得到，但后来那惊恐的感觉来袭。她致电一位做妇产科医生的朋友，朋友告诉她，她的妈妈有机会找过哪一位医生。史蒂芬妮便上网搜寻，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史蒂芬妮表示，自己三十二岁时才知道真相。这么多年来被蒙在鼓里，十分痛苦。但同时她又感恩自己不是在童年时就知道，因为她想像那时她会更加痛苦。史蒂芬妮指自己爱讨好人，父母要她做什么，她就做。假如她儿时就知爸爸不是亲生的，她可能会很反叛。

史蒂芬妮用尽方法寻父，碰上不少死胡同，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和沮丧。她很想找到亲父，因为她觉得那是生命的重要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就没有她—史蒂芬妮—了。她想看看他的模样，至少有照片，她相信她会看到自己，就想照镜子般。她只知道亲父是犹太人，还有整个父系家庭资讯她都是不知道的。她很想知道家族的故事。

史蒂芬妮认为，虽然亲父身份和父系家族病史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那身份危机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

二、巴里巴里是捐精受孕的孩子，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寻找自己的亲父。身为作家和电影人，巴里就著自己的寻找亲父和兄弟姊妹的经历，制作了两部纪录片，其中有Bio-Dad (中文试译：《亲父》)。

巴里不认为捐精受孕的孩子就必须认同人工生殖科技："有种想法叫『存在性死亡』(Existential death)，就是你不能质疑配子捐赠的任何方面和人工生殖，因为你是因此而生的。如果没有这科技，你就不能存在了，那你怎能质疑？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如果这想法成立，那么因奸成孕的孩子，他们就必须认同强奸的行为吗？你是可以为著自己的人生而感恩，同时质疑自己的受孕过程的。"

在巴里的养父死后，妈妈才告知巴里他受孕的真相。原来他和妹妹是来自一名捐精者，以人工授精的方式制作出来的。多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来的。巴里指，他在中年时才搞清楚人工生殖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在十八岁时知道自己是捐精受孕的真相。那时，世界突然安静了。就在几个月前，全家才在为著爸爸的离世而哭泣，然后突然间妈妈说他不是生父。但十八岁的他，不懂思考这是代表著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很特别、有个小秘密，他又知道这种科技正蓬勃发展，将会愈来愈普及，他便很惊叹自己是首批这样用科学制作出来的人，而非性行为，当中没有涉及任何性行为，除了自慰之外。

后来，巴里和妹妹开展了寻找亲父之旅，以及那五百至一千个兄弟姊妹。多年后，他们成功找到了那捐精者和十二个兄弟姊妹。

那男人是一名女医生的丈夫，那女医生就是人工生殖科技方面的先驱，是二战时期英国两名尝试这科技的医生的其中一位。这男人的名字是BP‧维斯纳 (Bertold Paul Wiesner)，就是巴里的亲父。透过捐精卖捐，维斯纳在四十年代早期至六十年代晚期赚取了不少利润。

巴里指出生育产业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会向再次光顾的客人说："要选择与上一次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吗？那你的孩子就可以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弟妹了，血源是多么的重要呢。"但另一边厢，他们又会说血源是完全不重要的，捐精就像捐血般，无伤大雅。

巴里打比喻说，如果有天你知道，那与你共事十年的同事，原来是你的兄弟姊妹，你会完全没有特别的感觉吗？不会吧。这是人性，渴望认识自己的兄弟姊妹，这是十分有意义的资讯。

有些人说被收养的人有较大需要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是被抛弃的、有创伤经历。但事实上，透过人工生殖科技、配子捐赠而生的孩子，他们和被收养的人一样，经历某程度的谱系困惑(genealogical bewilderment)、对亲父母的身份有好奇。巴里认为，没有人有权利向他人隐瞒属于他身份的重要个人资讯。

巴里认为，这秘密伤害了他的家庭。他认为人工生殖公司的隐瞒与匿名的做法十分恶劣。

加上，亲父身份和父系家族病史，这些重要的医疗资讯，捐精受孕的孩子有权知道，没有政府、或诊所、或医生有权隐瞒。

血源怎会不重要？巴里打比喻说，想像一对夫妻到医院生了婴儿，护士取走了他，后来夫妻想见自己的孩子，护士竟随机抱来一名婴儿，还说他又聪明又健康，只要你们一家人相亲相爱，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怎会没有问题？巴里认为，不难明白为何我们会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兄弟姊妹是谁吧。

三、阿兰娜·纽曼纽曼指，现时有不少电影谈及捐精，但内容大多涉及羞辱和贬低成分，且全都只聚焦于妈妈的角度，没有一部有尝试过为受孕孩子寻找真相，令她十分失望。

纽曼是捐精受孕的孩子，她创立了网站anonymousus.org，是一个真实和安全的空间让人工生殖和家庭破碎的受害人分享想法。

在五岁时，纽曼从妈妈那里得知自己是由匿名捐精者而来的。那时，纽曼没有想太多。

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不育的，他们收养了纽曼的姊姊，她比纽曼年长五年，且是韩裔的。因此她们有著明显的种族差异。

在七岁时，父母离婚，一年后妈妈再婚。后父和妈妈生了纽曼的弟弟。因此，纽曼在成长过程中，见证著收养的姊姊（与父母没有血源关系）、自己（只与母亲有血源关系）和弟弟（与父母双方都有血源关系）与父母的相处有何不同。

纽曼看到男人对待孩子的分别——那自己亲生的和不是自己亲生的，以及妈妈对亲生的和不是亲生的孩子那差别对待。即使所有孩子都是在成年人怀著最好的动机下收养或生出来的，但当父母离婚，父亲只想抚养姊姊，而不想要她，因为他觉得自己对姊姊较有责任，纽曼与妈妈的血源关系使父亲生出距离感。

她和妈妈的关系很好，很感受到她的爱，她的确很想成为母亲。但当纽曼就家庭结构问题了解更多时，纽曼对母亲感到生气，有段时间纽曼的社会运动工作亦使她们的关系转差。后来，妈妈明白多了纽曼的想法和捐精的问题，并支持她的行动。妈妈明白多了纽曼的巨大失落感。

纽曼十三岁时曾告诉朋友自己的身世，但这消息很快就传遍全校，纽曼被嘲笑是"试管女孩"(test tube girl)，她感到相当羞耻。她亦试过说亲父死了，这较容易说出来，别人会安慰她，但说谎的感受还是不好。每当她向人坦白自己的身世，总有些人感到不自在。

直到纽曼二十岁前，她对生父的认知就只有：金头发、蓝眼睛、拥有大学学位。因此，她自小就围绕著这三个事实来创建自己的故事。为何有人要捐精或是卖精，他是很穷吗？可能他是音乐家或艺术家，因此基于这想像，纽曼努力发展自己的音乐才能和艺术品味。她以为这就是她自己。但当到了二十岁，她登记了"捐赠者同胞登记处"(Donor Sibling Registry)，她才发现亲父是一名医生、是波兰人、五呎九吋、在天主教家庭成长、是潜水教练，还有他的捐赠者编号是81，这就是她知道的全部了。

纽曼有想像过，如果遇上亲父会是怎样，但她知道这需要花上庞大的心力和时间，到头来都可能只是一场空。她不想浪费时间，因此她选择营运网页，公开自己的故事，推动社会运动。

当她初初开展社会运动时，她以为会很容易——孩子需要父亲，这是很明显的吧——她以为大家都会明白，然后就终止捐精这做法。然而，令她惊愕的是，她竟然遭受许多攻击和批评，尤其是金钱和欲望作怪——生育产业涉及庞大商机（三百三十亿美金）和许多人的生计，还有那些极渴想要孩子、又有财力的成年人（愿意花十万美金来取得孩子），他们不想有人拦阻他们。还有想养孩子的同性恋伴侣，他们要靠人工生殖科技来获取孩子。

当纽曼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人们纷纷将她标签为"保守派基督徒"、"爱投诉的疯狂女子"、"任性的女孩"，网民建议她多去沙滩、养小狗、娱乐自己，没有父亲没有什么大不了。纽曼指，她是在三藩市修读女性研究的、读艺术学院、不是保守派基督徒，但她知道捐精受孕的方式本身就带有羞辱性、非人性化。网民言论尖酸刻薄，只想尽快要纽曼收声。

纽曼指出，当亲父身份隐藏了，或会带来意外乱伦的状况，就是恋上了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名捐精者，可能有过百过子女在外面，而他们互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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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指出领养的孩子和捐精受孕的孩子的分别：前者感到被亲生父母抛弃，后者的故事有点不同，因为他们常常被提醒自己是被渴望的、是妈妈极爱的孩子，不惜用捐精的方式都要带他们来到世上。纽曼指，虽然这感觉很好，但另一边厢亦是感到遭受某人的抛弃。

还有，领养的孩子经历的抛弃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not created on purpose with that separation）。而人们对于领养的看法——觉得养父母有爱就足够，血源不重要——有份于促进捐精捐卵的发生。渐渐人们由补偿的角度，转为认为刻意制造没有亲生父母的孩子也没有所谓。发明这种说法，起初是为了保护领养孩子和养父母的心灵，但现时却演变成制造没有亲生父母的孩子。

而且，人工生殖科技涉及挑选精子、挑战基因的问题，孩子被商品化，客人随自己意思挑选合自己心意的后代。捐赠者或卖精者亦被贴上价钱牌般，金发、蓝眼睛、拥有大学学位、运动型等等的精子较为值钱、较受欢迎。

"我爸爸的名字是捐赠者"研究：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他们有权知道亲父是谁美国价值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家庭研究部副主席、婚姻与家庭中心主任伊丽莎白·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曾做一项研究，名为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s (中文试译：《我爸爸的名字是捐精者：一项关于透过捐精受孕的年轻成年人的新研究》)。

她指出，要找到受访者亦不容易，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捐精受孕的。

研究发现，三分二受访者不支持匿名捐精，他们认为捐精受孕的孩子有权知道捐赠者的身份。他们人生中因为没有亲父而感到迷失，渴望认识自己父系的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兄弟姊妹等，也很想知道父系亲戚是否与自己相似。但他们连自己亲父生与死也不知道。

他们有谱系困惑(Genealogical bewilderment)的状况。谱系困惑是指，透过人工生殖科技（例如代孕或捐精捐卵）出生的孩子，他们因著不认识捐精或捐卵者身份，而出现潜在身份危机。他们极渴望知道捐精或捐卵者是谁、外貌怎样、属于哪里的人——就是很想知道半个自己的故事。

有一名受访者指，他感到要"偿还存在性的债务"(pay an existential debt)，他觉得自己是因著这科技而存在于这世上，因此为著在世上占据一席位，他亦考虑要捐出自己的精子。

捐精的问题，容易在网络引起骂战。网民竟然将愤怒投向捐精受孕的孩子。当他们说想知道爸爸是谁，没有爸爸很迷失时，留言区有人指骂他们说，没有这科技你就不会出生、不要令父母难受、你被宠坏了、怎能投诉这事。其他人可以随心地分享家庭困难，但这班孩子却必须为著自己的存在而感恩。

关于《匿名父亲节》(Anonymous Father’s Day) 成千上万的捐精受孕者内心深处渴望了解自己的归属、身世以及外表。在成长过程中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兄弟姊妹，这是怎样的体验？当你发现自己一直以为的父亲并非亲生父亲，而真正的亲生父亲只是捐献了精子，并且只以一个编号示人时，又会是怎样的感受？这会如何影响你的自我认知、人生选择以及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捐精受孕者迫切需要这些关于自身起源、生活和身分的基本问题的答案。

《匿名父亲节》由生物伦理文化中心(The Center for Bioethics and Culture)出品，该中心曾制作《分界线》(Lines That Divide )（2009）和屡获殊荣的《卵子剥削》(Eggsploitation)（2010）。这部影片探索了捐精子女的故事，讲述了这些男女的经历。由珍妮佛·拉尔、马修·埃皮内特（制片人兼编剧）和埃文·C·罗萨（平面设计师）编剧、导演和制片。

捐精受孕的孩子，现已纷纷组织网上群体，围炉取暖，除了向外发声，更希望这些悲剧不会再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