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父親節》背後的眼淚：捐精受孕的孩子細訴傷痛與難言之苦

(文章來自香港性文化學會，蒙允轉載。原文連結：《匿名父親節》背後的眼淚：捐精受孕的孩子細訴傷痛與難言之苦——身份危機與譜系困惑、家族病史的缺欠、恐戀上親人意外亂倫）

她很想找到親父，因為她覺得那是生命的重要一部分，如果沒有這個男人，就沒有她—史蒂芬妮—了

「一位捐精者，一百五十名後代。」——《紐約時報》，2011

「捐精受孕的孩子尋找著失落的身份。」——《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2011

「加拿大法院禁止匿名精子及卵子捐贈」——《大自然新聞》(Nature News) ，2011

「隨著捐精使用量的增加，保密可構成健康隱憂」——《紐約時報》，2011

在人工生殖科技中，有時會涉及到「捐精」。「捐精」聽起來是「性價比極高」的善事——毫不費力又能幫助別人，甚至有著「捐血」、「捐器官」那種光環。「捐精」幫助了什麼人？可能是極想擁有孩子的不育夫婦，或是想滿足自己生孩子慾望的單身人士，或是想有權力精挑選後代基因的人——任何想有孩子但因各種原因不能或不想以自然懷孕的方式成孕的人。

然而，以上提到的得益者，都只是那光顧人工生殖服務的成年人。他們成功購買了精子、生下了孩子，慾望得到滿足了，那麼那些生下來的孩子的基本人權——知道親父身份並由其養育成人的權利——又如何呢？在這龐大的生育市場中，這個問題似乎無人理會，沒有人停下來思考一下這做法會對孩子的健康和福祉造成怎樣的傷害。

不要以為這些只是西方的事件，捐精技術亦已影響著東方，例如內地富豪女CEO葉海洋買精子生子的新聞已鋪天蓋地在網絡流傳，參考：《內地女CEO葉海洋第3度赴美買精誕混血雙胞胎網民：女人的驕傲》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3096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11年，美國生物倫理與文化中心(The Center for Bioethics and Culture,CBC)製作了近45分鐘長的影片 Anonymous Father’s Day（中文試譯：《匿名父親節》），揭示捐精受孕孩子（現已成年）的心路歷程，他們的傷痛和難言之苦。CBC在影片中指出，很難估計實際有多少人是捐精受孕的，估算單是在美國，每年就有大約三萬至六萬名孩子是經由捐精製造的。生育科技產業有著環球的商機，龐大的金錢誘因，使人忽視當中的禍害。精子和卵子被運送到世界各地，卻是幾乎沒有監管和追蹤捐贈者和因而受孕孩子的身份。有誰關心過這些孩子的需要和渴望？

他們重點訪問了三位捐精受孕孩子的心聲：史蒂芬妮(Stephanie)、巴里(Barry)及阿蘭娜·紐曼(Alana S. Newman)。

一、史蒂芬妮史蒂芬妮：「當我七歲時，家人掛起了全家幅，有爸爸、媽媽、我和妹妹。多年來我一直看著這幅照片，常常想起《芝麻街》的歌：『這裡有一樣東西不屬於這裡、這裡有一樣東西與其他不一樣……』我總覺得我就是那一樣東西。我的妹妹與媽媽的樣貌相似，而即使我有黑頭髮，像爸爸一樣，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與他相似。」

史蒂芬妮的父母一直向她隱瞞真相，而她亦選擇相信父母的各種解釋。她有一段時間嘗試不再思考這個問題，後來自己已婚生子，年輕媽媽更是沒有時間理會自己。當自己的兒子一天一天的長大，長得愈來愈似自己，史蒂芬妮便與丈夫分享到她懷疑自己是領養的，但很快又拋棄了這想法，因為她聽過媽媽腹中懷著自己的故事，又見過那些照片，所以她不敢再想自己不是親生的。

直到爸爸柏金遜病發作，又有糖尿病和其他重大健康問題，爸爸的病情每況愈下。史蒂芬妮知道有許多健康問題是遺傳的，她問媽媽關於爸爸的病和將來會如何，因為她考慮到這是自己的家族病史。這時候，媽媽終於向她坦白，說出了史蒂芬妮的受孕真相。媽媽告訴她說，爸爸或不是她的親生父親。當史蒂芬妮聽到後，便覺得自己鼻子的模樣終於變得合理，還有那令自己感到異類的全家幅，那怪異的感覺終於得到解答。

已成年多時的史蒂芬妮在影片中表示，自己在兩年前知悉自己受孕的真相，起初她似乎能應付得到，但後來那驚恐的感覺來襲。她致電一位做婦產科醫生的朋友，朋友告訴她，她的媽媽有機會找過哪一位醫生。史蒂芬妮便上網搜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史蒂芬妮表示，自己三十二歲時才知道真相。這麼多年來被蒙在鼓裡，十分痛苦。但同時她又感恩自己不是在童年時就知道，因為她想像那時她會更加痛苦。史蒂芬妮指自己愛討好人，父母要她做什麼，她就做。假如她兒時就知爸爸不是親生的，她可能會很反叛。

史蒂芬妮用盡方法尋父，碰上不少死胡同，經歷無數次的失敗和沮喪。她很想找到親父，因為她覺得那是生命的重要一部分，如果沒有這個男人，就沒有她—史蒂芬妮—了。她想看看他的模樣，至少有照片，她相信她會看到自己，就想照鏡子般。她只知道親父是猶太人，還有整個父系家庭資訊她都是不知道的。她很想知道家族的故事。

史蒂芬妮認為，雖然親父身份和父系家族病史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那身份危機問題——不知道自己是誰。

二、巴里巴里是捐精受孕的孩子，花了許多年的時間尋找自己的親父。身為作家和電影人，巴里就著自己的尋找親父和兄弟姊妹的經歷，製作了兩部紀錄片，其中有Bio-Dad (中文試譯：《親父》)。

巴里不認為捐精受孕的孩子就必須認同人工生殖科技：「有種想法叫『存在性死亡』(Existential death)，就是你不能質疑配子捐贈的任何方面和人工生殖，因為你是因此而生的。如果沒有這科技，你就不能存在了，那你怎能質疑？但這是不符合邏輯的，因此如果這想法成立，那麼因姦成孕的孩子，他們就必須認同強姦的行為嗎？你是可以為著自己的人生而感恩，同時質疑自己的受孕過程的。」

在巴里的養父死後，媽媽才告知巴里他受孕的真相。原來他和妹妹是來自一名捐精者，以人工授精的方式製作出來的。多年後，他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還有其他人也是這樣來的。巴里指，他在中年時才搞清楚人工生殖是怎麼一回事，他是在十八歲時知道自己是捐精受孕的真相。那時，世界突然安靜了。就在幾個月前，全家才在為著爸爸的離世而哭泣，然後突然間媽媽說他不是生父。但十八歲的他，不懂思考這是代表著什麼，他只是覺得自己很特別、有個小秘密，他又知道這種科技正蓬勃發展，將會愈來愈普及，他便很驚嘆自己是首批這樣用科學製作出來的人，而非性行為，當中沒有涉及任何性行為，除了自慰之外。

後來，巴里和妹妹開展了尋找親父之旅，以及那五百至一千個兄弟姊妹。多年後，他們成功找到了那捐精者和十二個兄弟姊妹。

那男人是一名女醫生的丈夫，那女醫生就是人工生殖科技方面的先驅，是二戰時期英國兩名嘗試這科技的醫生的其中一位。這男人的名字是BP‧維斯納 (Bertold Paul Wiesner)，就是巴里的親父。透過捐精賣捐，維斯納在四十年代早期至六十年代晚期賺取了不少利潤。

巴里指出生育產業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們會向再次光顧的客人說：「要選擇與上一次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嗎？那你的孩子就可以有一個完完全全的弟妹了，血源是多麼的重要呢。」但另一邊廂，他們又會說血源是完全不重要的，捐精就像捐血般，無傷大雅。

巴里打比喻說，如果有天你知道，那與你共事十年的同事，原來是你的兄弟姊妹，你會完全沒有特別的感覺嗎？不會吧。這是人性，渴望認識自己的兄弟姊妹，這是十分有意義的資訊。

有些人說被收養的人有較大需要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因為他們是被拋棄的、有創傷經歷。但事實上，透過人工生殖科技、配子捐贈而生的孩子，他們和被收養的人一樣，經歷某程度的譜系困惑(genealogical bewilderment)、對親父母的身份有好奇。巴里認為，沒有人有權利向他人隱瞞屬於他身份的重要個人資訊。

巴里認為，這秘密傷害了他的家庭。他認為人工生殖公司的隱瞞與匿名的做法十分惡劣。

加上，親父身份和父系家族病史，這些重要的醫療資訊，捐精受孕的孩子有權知道，沒有政府、或診所、或醫生有權隱瞞。

血源怎會不重要？巴里打比喻說，想像一對夫妻到醫院生了嬰兒，護士取走了他，後來夫妻想見自己的孩子，護士竟隨機抱來一名嬰兒，還說他又聰明又健康，只要你們一家人相親相愛，一切都沒有問題的。怎會沒有問題？巴里認為，不難明白為何我們會想知道親生父母和兄弟姊妹是誰吧。

三、阿蘭娜·紐曼紐曼指，現時有不少電影談及捐精，但內容大多涉及羞辱和貶低成分，且全都只聚焦於媽媽的角度，沒有一部有嘗試過為受孕孩子尋找真相，令她十分失望。

紐曼是捐精受孕的孩子，她創立了網站anonymousus.org，是一個真實和安全的空間讓人工生殖和家庭破碎的受害人分享想法。

在五歲時，紐曼從媽媽那裡得知自己是由匿名捐精者而來的。那時，紐曼沒有想太多。

媽媽的第一任丈夫是不育的，他們收養了紐曼的姊姊，她比紐曼年長五年，且是韓裔的。因此她們有著明顯的種族差異。

在七歲時，父母離婚，一年後媽媽再婚。後父和媽媽生了紐曼的弟弟。因此，紐曼在成長過程中，見證著收養的姊姊（與父母沒有血源關係）、自己（只與母親有血源關係）和弟弟（與父母雙方都有血源關係）與父母的相處有何不同。

紐曼看到男人對待孩子的分別——那自己親生的和不是自己親生的，以及媽媽對親生的和不是親生的孩子那差別對待。即使所有孩子都是在成年人懷著最好的動機下收養或生出來的，但當父母離婚，父親只想撫養姊姊，而不想要她，因為他覺得自己對姊姊較有責任，紐曼與媽媽的血源關係使父親生出距離感。

她和媽媽的關係很好，很感受到她的愛，她的確很想成為母親。但當紐曼就家庭結構問題了解更多時，紐曼對母親感到生氣，有段時間紐曼的社會運動工作亦使她們的關係轉差。後來，媽媽明白多了紐曼的想法和捐精的問題，並支持她的行動。媽媽明白多了紐曼的巨大失落感。

紐曼十三歲時曾告訴朋友自己的身世，但這消息很快就傳遍全校，紐曼被嘲笑是「試管女孩」(test tube girl)，她感到相當羞恥。她亦試過說親父死了，這較容易說出來，別人會安慰她，但說謊的感受還是不好。每當她向人坦白自己的身世，總有些人感到不自在。

直到紐曼二十歲前，她對生父的認知就只有：金頭髮、藍眼睛、擁有大學學位。因此，她自小就圍繞著這三個事實來創建自己的故事。為何有人要捐精或是賣精，他是很窮嗎？可能他是音樂家或藝術家，因此基於這想像，紐曼努力發展自己的音樂才能和藝術品味。她以為這就是她自己。但當到了二十歲，她登記了「捐贈者同胞登記處」(Donor Sibling Registry)，她才發現親父是一名醫生、是波蘭人、五呎九吋、在天主教家庭成長、是潛水教練，還有他的捐贈者編號是81，這就是她知道的全部了。

紐曼有想像過，如果遇上親父會是怎樣，但她知道這需要花上龐大的心力和時間，到頭來都可能只是一場空。她不想浪費時間，因此她選擇營運網頁，公開自己的故事，推動社會運動。

當她初初開展社會運動時，她以為會很容易——孩子需要父親，這是很明顯的吧——她以為大家都會明白，然後就終止捐精這做法。然而，令她驚愕的是，她竟然遭受許多攻擊和批評，尤其是金錢和慾望作怪——生育產業涉及龐大商機（三百三十億美金）和許多人的生計，還有那些極渴想要孩子、又有財力的成年人（願意花十萬美金來取得孩子），他們不想有人攔阻他們。還有想養孩子的同性戀伴侶，他們要靠人工生殖科技來獲取孩子。

當紐曼提出自己的意見時，人們紛紛將她標籤為「保守派基督徒」、「愛投訴的瘋狂女子」、「任性的女孩」，網民建議她多去沙灘、養小狗、娛樂自己，沒有父親沒有什麼大不了。紐曼指，她是在三藩市修讀女性研究的、讀藝術學院、不是保守派基督徒，但她知道捐精受孕的方式本身就帶有羞辱性、非人性化。網民言論尖酸刻薄，只想盡快要紐曼收聲。

紐曼指出，當親父身份隱藏了，或會帶來意外亂倫的狀況，就是戀上了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名捐精者，可能有過百過子女在外面，而他們互不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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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曼指出領養的孩子和捐精受孕的孩子的分別：前者感到被親生父母拋棄，後者的故事有點不同，因為他們常常被提醒自己是被渴望的、是媽媽極愛的孩子，不惜用捐精的方式都要帶他們來到世上。紐曼指，雖然這感覺很好，但另一邊廂亦是感到遭受某人的拋棄。

還有，領養的孩子經歷的拋棄不是刻意創造出來的(not created on purpose with that separation）。而人們對於領養的看法——覺得養父母有愛就足夠，血源不重要——有份於促進捐精捐卵的發生。漸漸人們由補償的角度，轉為認為刻意製造沒有親生父母的孩子也沒有所謂。發明這種說法，起初是為了保護領養孩子和養父母的心靈，但現時卻演變成製造沒有親生父母的孩子。

而且，人工生殖科技涉及挑選精子、挑戰基因的問題，孩子被商品化，客人隨自己意思挑選合自己心意的後代。捐贈者或賣精者亦被貼上價錢牌般，金髮、藍眼睛、擁有大學學位、運動型等等的精子較為值錢、較受歡迎。

「我爸爸的名字是捐贈者」研究：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他們有權知道親父是誰美國價值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家庭研究部副主席、婚姻與家庭中心主任伊麗莎白·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曾做一項研究，名為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s (中文試譯：《我爸爸的名字是捐精者：一項關於透過捐精受孕的年輕成年人的新研究》)。

她指出，要找到受訪者亦不容易，不少人並不知道自己是捐精受孕的。

研究發現，三分二受訪者不支持匿名捐精，他們認為捐精受孕的孩子有權知道捐贈者的身份。他們人生中因為沒有親父而感到迷失，渴望認識自己父系的家庭成員，包括祖父母、兄弟姊妹等，也很想知道父系親戚是否與自己相似。但他們連自己親父生與死也不知道。

他們有譜系困惑(Genealogical bewilderment)的狀況。譜系困惑是指，透過人工生殖科技（例如代孕或捐精捐卵）出生的孩子，他們因著不認識捐精或捐卵者身份，而出現潛在身份危機。他們極渴望知道捐精或捐卵者是誰、外貌怎樣、屬於哪裡的人——就是很想知道半個自己的故事。

有一名受訪者指，他感到要「償還存在性的債務」(pay an existential debt)，他覺得自己是因著這科技而存在於這世上，因此為著在世上佔據一席位，他亦考慮要捐出自己的精子。

捐精的問題，容易在網絡引起罵戰。網民竟然將憤怒投向捐精受孕的孩子。當他們說想知道爸爸是誰，沒有爸爸很迷失時，留言區有人指罵他們說，沒有這科技你就不會出生、不要令父母難受、你被寵壞了、怎能投訴這事。其他人可以隨心地分享家庭困難，但這班孩子卻必須為著自己的存在而感恩。

關於《匿名父親節》(Anonymous Father’s Day) 成千上萬的捐精受孕者內心深處渴望了解自己的歸屬、身世以及外表。在成長過程中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兄弟姊妹，這是怎樣的體驗？當你發現自己一直以為的父親並非親生父親，而真正的親生父親只是捐獻了精子，並且只以一個編號示人時，又會是怎樣的感受？這會如何影響你的自我認知、人生選擇以及對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捐精受孕者迫切需要這些關於自身起源、生活和身分的基本問題的答案。

《匿名父親節》由生物倫理文化中心(The Center for Bioethics and Culture)出品，該中心曾製作《分界線》(Lines That Divide )（2009）和屢獲殊榮的《卵子剝削》(Eggsploitation)（2010）。這部影片探索了捐精子女的故事，講述了這些男女的經歷。由珍妮佛·拉爾、馬修·埃皮內特（製片人兼編劇）和埃文·C·羅薩（平面設計師）編劇、導演和製片。

捐精受孕的孩子，現已紛紛組織網上群體，圍爐取暖，除了向外發聲，更希望這些悲劇不會再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