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華傳季刊》刊出專文〈願意隱藏的領袖——何斯德〉，深入介紹「劍橋七傑」之一、中國內地會第二任總主任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作為創辦人戴德生的接班人，何斯德帶領內地會挺過庚子教難的血淚衝擊與非基運動的時代動盪，陪伴中國教會走過風雨飄搖的大時代。
出身敬虔軍人家庭 福音種子早早播下
何斯德於1861年7月23日出生，比中國內地會成立早四年。
根據其中文傳記《何斯德：寧願隱藏的領袖》[2]，他生於一個敬虔的軍人家庭，祖父與父親皆為軍人。母親從小親自教他整本聖經，無論講述哪個故事或哪段經文，總能扣緊最核心的主題：上帝的愛透過耶穌基督向世人顯明，人能藉著悔改，在祂裡面脫離罪惡、得著更新。何斯德可說自幼便浸潤在福音之中。加上全家長期關注海外宣教，孩子們年幼時便透過英國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接觸到豐富的宣教資訊。
然而，家庭在他心中種下的福音種子並未立刻發芽。17歲那年，何斯德考入英國皇家軍事學院；18歲獲少尉委任，隨後在皇家砲兵部隊服役。傳記指出，寄宿學校與軍旅生活使他逐漸遠離上帝，直到21歲才迎來真正的轉折。
慕迪佈道會獲新生 靈魂深處被神撼動
1882年，英國布萊頓（Brighton）。何斯德的哥哥何威廉（William Hoste）邀請他參加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D. L. Moody）的聚會。何斯德起初十分牴觸，最終還是去了。當慕迪帶領禱告時，何斯德深受震撼：「他講話時好像上帝就在現場，就像一個人和朋友說話一樣自然，深信當下就能依靠上帝在人的心中作工。」
在一連多天的佈道會中，何斯德深刻意識到自己的沉淪，並驀然發現：唯有毫無保留地抓住耶穌，才是出路。佈道會最後一晚，當講員邀請願意接受耶穌的人走到台前，這位年輕的皇家軍官毅然站了出來，決志將生命獻給基督。
何斯德當時並不知道，早在17年前，同樣在布萊頓，上帝征服了戴德生（Hudson Taylor）內心的「不信」。當時年輕且毫無資源的戴德生決心憑信心順服呼召，創立專門向中國內陸省份宣教的「中國內地會」，並撰寫小冊子介紹中國的屬靈景況，呼籲英國教會關注中國廣大的宣教需要。決志後不久，何斯德讀到了這本《中國：它的屬靈需求和主張》（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書中對中國四億「沒有指望，在世上沒有神」的靈魂的描繪，深深感召了他。
面試內地會遭潑冷水 嚴格自律裝備自我
1883年，何斯德正式向內地會倫敦辦事處提出申請，盼成為宣教士候選人，並接受了包括戴德生在內的委員面試。面對眼前這位年輕軍官，戴德生開誠布公地剖析在中國宣教的嚴酷考驗，勸他不必急於踏出下一步，而要在神面前安靜、等候、禱告。
那次面談之後，何斯德內心一直籠罩著疑雲。他並非害怕前路艱辛，而是不斷拷問自己：「這究竟是出於我個人的一時志趣，還是上帝真的呼召我去中國？」為了尋求答案並裝備自己，何斯德於次年毅然辭去軍職；生性害羞的他更刻意走出舒適圈，投入各種令他感到不適與艱難的服事，默默為海外宣教鋪路。他的弟弟曾見證他這段時間的付出與蛻變：「他展現出極強的自律，嚴格約束自己的心思、言語與行為；每當發覺自己過多表達意見或未能克制脾氣時，便深深懊悔。」
1884年，經過充分預備的何斯德再次向中國內地會提出申請。傳記記載，委員會雖注意到他身上一些看似不利的特質，例如內斂的性格可能使他難以與人快速建立關係，但更看重他難能可貴的謙卑、真誠、公允的判斷力與洞燭機先的屬靈眼光。體檢報告也證實他身體健康，足以承受未來的艱苦與貧困。最重要的是，委員們發現他擁有一顆全然甘心樂意的心。內地會最終接納何斯德為「見習生」，開啟了他前往中國的宣教之旅。
遠赴重洋抵達中國 早期服事紮根山西
1885年3月18日，著名的「劍橋七傑」[1] 乘船抵達上海，何斯德亦名列其中。一上岸，七位年輕人便邁出「入鄉隨俗」的第一步：換上寬鬆的長袍，蓄髮準備留辮，並刻意放慢英倫青年輕快的步伐，謹慎言行舉止。在其他西方人眼裡，這些犧牲或許顯得滑稽，何斯德卻從中更深體會使徒保羅「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的服事心志。
隨後，何斯德與司米德（Stanley Smith）、蓋士利（William Cassels）在宣教士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陪同下北上山西，先在平陽府（今山西臨汾）與曲沃等地勤學中文，1886年應邀前往交通要地洪洞開拓。
在洪洞事工中，司米德主動提出擔任領導，卻意外觸動了何斯德內心隱密的驕傲：「我們年紀相仿，同時來到中國，為什麼我要在他底下做事？」在聖靈的催逼與自我省察下，何斯德意識到，若不願放下心中的執念，就是拒絕與謙卑的主同行。一番掙扎後，他選擇順服，在司米德手下服事。
這場謙卑的操練，為他日後與席勝魔牧師同工奠定了堅實基礎。席牧師性格剛強、作風果敢、富有主見，是中國本土的傳奇名牧。他曾考取秀才，卻一度淪為鴉片奴隸，後來靠主戒除煙癮，並致力於福音戒毒工作。何斯德與他緊密同工整整十年，曾形容自己是坐在席牧師後座、協助掌舵的人。兩人齊心協作，直至席牧師安息主懷。由此可見何斯德超凡的耐心與謙遜：不張揚、不爭功，甘於退居幕後。
庚子教難放棄索賠 協助本土教會自立
1900年爆發的庚子教難，是內地會歷史與何斯德一生的重大轉折。內地會共有58位宣教士與21名孩童遇害，無數中國信徒殉道，成為差會成立以來最嚴峻的生存危機。當時上海總部事務繁重，急需領袖主持大局，68歲的創辦人戴德生卻因身體瀕臨崩潰，正在瑞士靜養。他當機立斷拍發電報，任命年僅39歲的何斯德為代理總主任（Acting General Director）。
何斯德上任後的第一項棘手任務，就是前往他曾服事十年的山西處理教案善後。面對極其慘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他重申內地會的立場：不向清政府提出任何索賠，甚至婉拒官方主動提出的賠償，並承諾自行承擔殉道者遺孤的養育費用。此舉令當地官府深為欽佩，官員隨後在告示中稱「何牧師能實踐耶穌忍讓之旨……」，盛讚他以行動向世人表明，耶穌的門徒與世俗政權截然不同，為福音在中國留下極其寶貴的馨香見證。
然而，當清政府以為可就此卸下所有賠償責任時，何斯德進一步嚴正指出，內地會雖放棄自身的索賠，但將全力協助山西本地信徒向官府聲請應有的救濟與賠償：「晉南的這些教會並不隸屬內地會，不為洋人效力，他們都是獨立自主的單位；他們是大清治下的良民，貴國政府有責任加以保護與救濟。」
何斯德堅持明確區分「內地會」與「中國本地教會」，這一理念源自內地會一貫的主張：本地教會絕非西方差會的附屬品，而是獨立自主的；外籍宣教士只是「暫時的鷹架」，最終目標是協助中國教會實現自養與自立。
大撤退中的大前進 發動二百工人號召
1927年3月下旬南京事件爆發後，英美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撤僑，中國宣教局勢急轉直下，眾多同工陷入困窘與迷惘。當時何斯德剛結束在歐洲的訪問，正準備啟程返華。
航程中，他不斷尋求神的指引，並得出一個結論：若有朝一日宣教士必須全面撤離中國，內地會必須在此之前發起一場決定性的福音運動。內地會期刊《億萬華民》隨即發出激勵，呼籲同工「放長繩子，堅固橛子，張大帳幕」，並發表影響深遠的〈政策聲明〉：中國依然需要且歡迎外籍宣教士投入，但中國教會在許多情況下已不需要、也不再接受外國的控制。在何斯德的構想中，這是西方差會與中國教會「雙翼雙飛」的跨文化合作：一方面投入教牧培育，繼續幫助教會走向自立；另一方面深入未得之民地區建立教會。
1929年3月，何斯德在上海總部成立特別小組，擬定三大前進路線：加大力度進入西北穆斯林地區、在西南建立少數民族事工基地，以及發展藏區與蒙古事工。小組經仔細估算，得出需要199名新同工。何斯德憑著信心，於1929年3月15日向全球夥伴發出震撼性的呼求：「兩年內差派200位新工人前往中國！」這場「二百名工人前進運動」（Two Hundred Movement）最終見證了上帝奇妙的供應：內地會果真在兩年內達標，招募並差派兩百位新宣教士前往中國。
歷史學者饒以德認為，放長眼光來看，這兩百位宣教士的加入具有無可比擬的戰略意義。到了1950年代西方宣教士不得不全面撤出中國時，在第一線承擔重任、帶領差會完成最後交接與轉型的骨幹與領袖，幾乎全是當年的「兩百名工人」。他指出，這印證了何斯德敏銳的屬靈洞察：1920年代的非基運動與撤僑潮並非事工的終點，而是上帝發出的訊號，提醒差會把握最後的黃金時間，做最核心的工作。
饒以德表示，這場「前進運動」不僅在邊疆拓展了福音，更在短時間內為中國教會打下堅實的屬靈根基與自立結構，使中國教會在隨後數十年完全沒有外國宣教士的情況下，依然根基穩固。
跑盡了當跑的路 老戰士平安返國
1945年10月，年邁的何斯德登上「牛津號」輪船返回英國。60年前，他是一位意氣風發、初踏中國土地的年輕軍官；60年後，他是一位飽經滄桑、只能躺在擔架上離去的老戰士。回到倫敦後，何斯德的生命進入倒數。最後的日子裡，他心心念念的仍是所深愛的主：「每當想起耶穌，我就淚流滿面……看見耶穌，就是我無上的光榮。」
1946年5月11日拂曉，當第一縷晨光照亮倫敦城，這位「甘願渺小、藏於基督」的忠心僕人安息主懷，進入與主同在的永恆榮耀。
[1] 劍橋七傑（The Cambridge Seven）是指1885年受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影響、前往中國內地的七位年輕宣教士（其中六人畢業自劍橋大學，一人來自皇家軍事學院）。他們的行動震撼了當時的英國社會，大大推動了宣教運動。
[2] 馮浩鎏、饒以德（2023）。《何斯德：寧願隱藏的領袖》。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