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華人教會近年規模與信徒人數雙雙增長，但在美國社會的公共影響力卻似乎不升反降。相較於曾在民權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黑人教會，華人教會為何始終難逃「局外人」的角色？近日，由任曉靜牧師主持的YouTube頻道「LFC話里話外」邀請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總裁李潔人牧師與聖公會聖蓋博救主堂中文事工倪慧良牧師，針對此現象展開深入對談。
是「邊緣化」更是「封閉化」
倪慧良牧師梳理歷史指出，華人教會的發展與移民史緊密相連。早期華工在白人教會宣教下接觸信仰，並在《排華法案》實施期間的夾縫中求生；直至二戰後亞洲移民限制逐步取消，尤其1980年代後大量中國大陸移民赴美，華人教會規模才迎來快速增長。從歷史來看，倪牧師與李潔人牧師皆認為，「華人教會從未進入過美國社會的中心。」
李潔人牧師更精準地形容，比起單純的「邊緣化」，華人教會當前更面臨「封閉化」的危機，即逐漸演變為一個自我封閉、自娛自樂的群體。他以猶太會堂作對比：華人與猶太人在許多文化特質上其實相當相似，同樣重視教育、勤於儲蓄、看重下一代，但猶太社群卻擅長「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實際影響美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華人即便手握資源，一旦分散到主流社會當中便難以凝聚，他甚至直言，北美所有華人教會加總起來，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都比不上一家美國本土教會。
倪牧師則從人口分布補充，華人在美國其實相對集中——單是洛杉磯附近就有超過十個城市，亞裔人口佔居民一半以上，絕大多數是華人。即便如此高度聚居，話語權依然薄弱。若與增長迅速、社會話語權較強的西班牙裔教會相比，華人教會的邊緣化更加明顯。而這背後交織著神學、文化、教會組織以及經濟處境等多重因素。
神學如何影響華人教會？
在神學層面，早期來華宣教士深遠地塑造了華人教會的信仰傳統。受到戴德生式「基層佈道與植堂」傳統的影響，華人教會高度聚焦於「個人得救」；而另一部分如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等宣教士所採取的辦學、辦醫院等路線，長期受到質疑。因此，當部分信徒嘗試參與公共事務、改善社會時，也常面臨「是否偏離十字架、走向社會福音」的質疑。
李潔人牧師進一步以中國教會歷史為例指出，真正推動社會結構性改變的福音傳播，往往不是從草根階層開始，而是透過進入精英階層、由上而下擴散。他舉例，唐代景教一度進入宮廷，元代忽必烈的母親即為基督徒，清代康熙年間天主教在皇族中頗具影響力；他研究過努爾哈赤長子一系的家族史，發現信仰在該家族傳續數代，直到雍正年間，因家族拒絕放棄信仰而被整族流放。他也提到二十世紀初的兩位宣教士：美國長老會牧師丁韙良（William Martin）在寧波向底層百姓傳教並以寧波方言翻譯聖經，後來出任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習——京師大學堂正是北京大學的前身；英國宣教士蘇慧廉（William Soothill）則在溫州傳道多年，後擔任由庚子賠款所建的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晚年更接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一職。李牧師並提到，據統計，1979年鄧小平首次訪美時隨行的顧問團中，約七至八成成員畢業於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大學，顯示教會辦學路線曾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這條入世辦學的路線長期背負「社會福音」的標籤而受到質疑，加上北美最早一批華人教會，不少源自強調基要保守神學的群體，使得「個人得救」逐漸成為主流神學路線。倪牧師指出，即便今日華人教會中不乏博士、工程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精英，但他們多半是在強調個人靈魂得救的校園團契中信主，鮮少被教導社會服務的責任，一旦嘗試投入社會參與，反而容易被貼上「走社會福音路線」的標籤，久而久之便對公共事務失去興趣。
倪牧師提醒，重視罪與赦免的「十架神學」與進入世界的「道成肉身」並非對立，基督教本應具備強烈的入世精神，如耶利米先知「為所在的城求平安」的教導。同樣，正如李潔人牧師所提醒的那樣，和合本《約翰福音》「神愛世人」中的「世人」本為κόσμος，即為宇宙。然而「世人」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使信徒忽略上帝對整體世界的關照。
李潔人牧師進一步指出，中國一直以來都是高度世俗化的社會，與傳統定義上的「神聖國度」相去甚遠。對於在缺乏基督教恩典文化與完善社會保障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基督徒而言，對教會的歸屬、感恩與奉獻可能成為很大的挑戰；而這些問題也隨著移民浪潮被帶到海外，並進一步放大。
不安全感如何影響華人教會？
主持人任曉靜牧師據自己的觀察指出：「海外華人教會的功能有點像同鄉會，接機啊、給學生吃飯啊，甚至幫忙辦身分。」李牧師對此表示認可，並試圖在族群與群體認同上解釋這一點——他認為海外華人教會往往重疊了「族群共同體」與「信仰共同體」雙重身分。儘管章程與講道皆宣示基督為根基，但在實際運作中，教會常無形中褪去信仰色彩，轉化為提供同鄉情誼的「華人共同體」。這種現象在猶太人或穆斯林移民中亦相當常見。
談到教會如何影響下一代，任牧師觀察到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北美不少華人教會的第二代信徒，最終流向了韓裔教會。倪牧師分析，韓國本國人口有限，韓裔教會若只服事同族群，難以持續發展，因此不得不主動放寬視野，建立跨族裔、甚至以「亞裔教會」自居的第二代事工，反而吸引不少華人青年加入。相較之下，華人教會每年迎來大量從中國大陸湧入的新移民，教會的人力與資源長期優先投入服事這批第一代新移民，較少有餘力為下一代的長遠發展做打算。
倪牧師揭示出身分認同背後的「不安全感」並進一步指出，在面對語言、生存、身分認同等巨大的移民壓力時，信徒往往缺乏心力進行批判性神學思考，轉而渴望單純、明確的權威式指引，這可能促使宗教群體走向視野狹窄，甚至思維極端的境地。
壓力環境中的不安全感也直接體現在奉獻文化上。針對任曉靜牧師觀察到「中文堂信徒開豪車卻奉獻較少、英文堂信徒穿著樸素卻奉獻較多」的現象，倪慧良牧師認為，這更可能源於移民內心深處缺乏歸屬感，以及生存環境變動帶來的不安全感，使信徒傾向將資金留作安全保障。李牧師則以具體數字說明大陸教會的奉獻現況：他所知北京一家聚會人數約三、四千人的教會，一年的奉獻總額大約兩千萬人民幣，平均下來每人每週奉獻不到一百元人民幣，換算比例其實相當低，只是因為信徒基數龐大，才顯得奉獻總額可觀。他也提到，中國教會歷史上留下的教產，多半仍是早年西方宣教士自己奉獻置下的產業。
倪牧師則以自己教會的白人會友為例，指出美國本地信徒常有將房產等遺產最終捐贈給教會的傳統，相較之下，華人文化更傾向將財產留給子女，這一點讓他頗有感觸。兩位牧師也都認為，穩固的奉獻觀念往往需要兩三代基督徒家庭的傳承才能真正扎根：第一代移民信徒普遍還未走出生存焦慮，要在他們身上建立起穩定的奉獻習慣格外困難，反而是台灣教會、或是在信仰家庭中成長的第二代信徒，相對更容易接受奉獻的觀念。
當前北美華人教會已具備相當規模，但關鍵考驗在於：能否超越單純的同鄉族群認同，轉化為真正的信仰共同體？能否從「個人得救」邁向更廣闊的「公共關懷」？又能否建立足夠的安全感，跨越世代與階層，走出一條更具入世精神的道路？
